金庸传奇
金庸知识手册大全之一金庸传奇“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
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
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道尽中国的人生，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出千百部“红学”研究丛书。
金庸作品集，一十四部，三十六册，读者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一读再读，左看右看，还是金庸。
这是台湾远景出版社“金学研究丛书”每本书封底的话，道出了一般中国人对于金庸小说的感受。
金庸的小说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倒不是说他的作品拥有众多读者，而是指他的作品博大精深，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或者说，将中国传统诗意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通过他的作品，得以与传统相连接，寻找到一丝苍凉而温馨的归宿之感。
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名字，但是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真名叫查良镛，而查良镛则是香港一代报业大亨；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家族乃江南世家，而他赤手空拳闯荡香江，用一支妙笔写出了一片锦绣人生。
他是如何创业的？他是如何写作的？他在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小说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了解这一切，对于理解金庸的作品，对于启发我们对人生的体认，不无益处。 他出生于江南的名门世家，
江南的人文传统与自然风光熏陶了他。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是金庸五十年代一篇散文中的话，无法猜测他下笔时的心情。他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写到江南——苏州、太湖、杭州、西湖、海宁、湖州等等，如诗如画，读来令人神往，又有点凄美之感。在1975年版的《书剑恩仇录》后记中，金庸写道：
“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
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
就在这本《书剑恩仇录》第四回中，有一段描写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似乎寄寓着作者自己的感怀。
陈家洛上马奔驰，八十多里快马两个多时辰也就到了，已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戍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海宁城又名盐官镇，解放后海宁县城搬往硖石，现在陕石又改为海宁市。从地图上看，盐官正好位于钱塘江的出口处，海与江的交接处，茫茫苍苍，一望无际。她的南面、西面则是一派杭嘉湖平原的秀丽景色，桑林掩映着水塘，青砖翠瓦，名胜古迹，随处可见。江南小镇，风光无限。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菩萨蛮》之二
我打从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郑愁予《错误》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而人事沧桑变幻，如雨如烟。
“江南”二字蕴含着多少诗情画意，多少故事传说，多少凄迷婉转。
金庸是地道的江南人，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是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
他1924年出生，在家乡度过了童年时代，完成了小学教育。他在钱塘江观潮处露过营，更听过老人们讲的关于海宁陈阁老的故事。面对陈家精致幽深的大院，杂草丛生，断砖残瓦，年幼的金庸想到的是什么？雄伟的海潮，厚重的人文环境、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自然景观，也许孕育了金庸气质中刚柔相济的一面。难怪他既能写塞北大漠的悲壮豪迈，也能写依依杨柳的纤柔细腻；既能写英雄汉的粗豪铁胆，也能写小女子的似水柔情。
海宁最有名的自然是“海宁潮”，也叫“钱江潮”、“浙江潮”。每年的八月，由于汛期，江水与海水相激荡，形成壮观的海潮，吸引大批游客观赏。
乾隆皇帝曾在那里看过海潮，还建造了海塘。孙中山先生也在那里观过海潮，并留有墨迹。康有为诗曰：“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金庸的笔下更有海潮奇景的壮阔场面：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
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来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
海宁的查家并非一般泛泛之家。
明清之交，查家的有名人物是查伊璜。在《聊斋志异》与《觚胜雪莲》中记载有关于查伊璜的故事，大致是他与吴六奇将军的神交。在《鹿鼎记》中，被金庸发展成一段生动、有趣的情节。蒲留仙称伊璜先生“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觚胜》中称其为“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酬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想见查伊璜先生的风采。
金庸确切地提到过他的先祖为查慎行。查慎行是清代的著名诗人。《清史列传》记载：“查慎行，字初白，海宁人。少受学黄宗羲。于经通于《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他的诗很受康熙皇帝的赞赏，得以进京供职于南书房。有一次康熙游览“南苑”，垂钓湖边，命身边的巨子赋诗，查慎行的诗中有一句：“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因而宫中的人称他为“烟波钓徒查翰林”。查慎行的二弟嗣口、三弟嗣庭都是翰林，另外堂兄嗣韩是榜眼，侄儿查升是侍讲，也都是翰林。
查慎行的大儿子克建、堂弟嗣口都是进士。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门户科第甚盛。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倾·玄鸟》。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不知什么人向朝廷告御状，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用意要杀皇帝的头。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查慎行留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在清代享有盛名。赵翼、纪晓岚甚至认为他的诗与陆游并驾齐驱，互有长短。查慎行的诗宗法宋诗，内容大抵写旅途见闻，以及民间疾苦，自然风物，“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历处”。（林庚、冯沅君语）录两首于下，以见一斑：
闰三月朔作
年光何与衰翁事，
也复时时唤奈何。
为百草忧春雨少，
替千花惜晓风多。
鱼苗船
几片红旗报贩鲜，
鱼苗百斛楚人船；
怜他性命如针细，
也与官家办税钱。
查家尽管道难，但仍是显赫世家，书香门第。康熙皇帝在其宗祠外的门联上题的“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恐非一句虚言。
金庸同代的查氏人中，查良铮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笔名穆旦）。他在四十年代即已成名，是“九叶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七十年代写作的诗，颇能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深刻思索，实属罕见，大概会越来越引起史家和文学界的注意。
金庸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有点亲戚关系。钱先生的夫人蒋英是金庸的表姐，而蒋英又是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曾在比利时、法国学习音乐，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据金庸说，蒋英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在江苏做过知县（《连城诀》的故事似乎与他祖父的一位仆人有关，背景即在江苏）。任职期间清正廉明，尤富民族气节，对于洋教士欺压中国百姓敢于仗义干涉，因此而辞官。
从查伊璜到查文清，查家的人物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重气节，正直刚烈。这种传统在金庸日后的小说中，有着透彻的体现。同时，金庸作品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热心，似乎也与他先人的精神一脉相承。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一位大地主，但不是那种土财主，他受过西洋教育，也许与徐志摩的父亲、张爱玲的父亲等属于同类型，是过渡近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
有一年圣诞节，查枢卿送给金庸一件圣诞礼物。金庸打开一看，是一本书，作者狄更斯，书名《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本书并非狄更斯的名作，只是一本普通的小说，讲一位冷漠的、无情的守财奴史克鲁奇在一次圣诞之夜，遇见从前一位合伙人的鬼魂。鬼魂告诉他将有三个圣诞精灵带他外出游历。到约定的时间，精灵们如期而至。第一个是“过去的圣诞精灵”，将史克鲁奇领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并展现他孤独的童年生活，以及他怎样因爱钱胜于爱他的未婚妻而导致爱情破裂。第二个是“现在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人们怎样相亲相爱，怎样在贫穷之中开开心心的欢度圣诞节。第三个是“将来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在将来的一个圣诞节中，他孤零零地死了，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亲人来关心他。这些景象使史鲁克奇感到震动，终于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慈爱友善的人。
这则故事强烈地吸引了金庸，一直到他长大成人，都将这本书放在身边，每当圣诞节来临，便去翻来读几段。他在《圣诞杂感》一文中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金庸在杭州读中学。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课余观赏湖光山色，留连于历史陈迹之间，还听说书听弹词。杭州的凉亭、茶楼、庙宇等有许许多多的对联，金庸记得最牢的是月下老人那一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还有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海潮来”，也印象颇深。时隔多年，金庸还能背出许多月下老人词中的签词，在随笔中津津有味地引述、解释。
金庸中学毕业那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在战火中，他首次离开家乡，开始了自己人生旅程上的奋斗与游历。 他两手空空来到香港，
以一枝生花妙笔赢得锦绣前程。
在战乱中，许多人飘泊流离，无家可归。
金庸离开浙江后，几经转辗，在湖南西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正是沈从文先生的家乡，也是他《边城》中所描述的幻美世界。那里的苗人爱唱山歌，那时正值冬天，金庸与他们一起围着黄火，一边唱歌，一边吃烤红薯。热爱音乐的金庸在火光中掏出铅笔，铺一张纸在膝盖上，将这些歌一首首的记录下来。短短的时间里，记了厚厚的三大册，共一千多首歌。
山水、歌声虽美，终究只是过客。
不久，金庸到了当时的首都重庆，考入政治大学，专业为国际法。那时举国上下，正在遭受异族欺凌的耻辱，一般知识青年，大抵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满当时国民党的软弱与腐败。
金庸曾回忆道：“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到学校演讲，语气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骨’，暗示‘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侫臣’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抗战期间重庆复杂的政治风云，磨砺了金庸的气质，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使他形成了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他终于因为不满校内的所谓“职业学生”（其实是国民党的小特务），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学。
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阅览组找了一份工作。金庸自己家里的藏书十分丰富，他从小浸淫其中，陶冶成浓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及功底。在中央图书馆，他在百无聊赖之际，偶然翻阅到一种消遣书，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出神入化的武功，超现实的情节场面，使金庸暂时忘掉了尘世中的烦恼和痛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写作武侠的念头，但是这种大量的阅读，却埋下了一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颗种子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浙江，首先去海宁探亲。经过离乱后的亲人相见，分外动情。
然而，家乡的温馨不能留住一颗年轻的心，外面的世界刚刚展开，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迫切地想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不久他便到杭州，成为《东南日报》的记者，从此这一生便与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忙碌的采访生活中，金庸接触到民众的百般困苦，也看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几个月以后，他又往上海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东吴大学是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办于苏州，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如科学家竺可桢等。
另外，与金庸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还有香港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及华光航运集团创办人赵从衍夫妇。读书期间，金庸在上海《大公报》兼职做翻译，补贴生活。
那时候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达至白热化，全面的内战已开始。刚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一次饱受战争的苦难。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命运的沉浮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规则被彻底打碎。
个人是渺小的，前途、事业之类，只是美好的幻想，能够生存下去就已属万幸。
金庸本来应当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官。但在那样动乱的时代，法律早已失去了约束力与权威性。国民党的腐败已不可收拾，民心动荡，而的大军正在向南挺进。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切社会的成规在改变着。不论学什么专业，首要的都是生存，那个时代不需要专业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岁，从法学院草草毕业。当律师已没可能，看看混乱的时局，他为前途忧虑，找工作也非常困难。就在这时，上海《大公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电讯翻译。当时报名的人达三千多。经过反复考试筛选，金庸成为两名幸运者中的一名。从此，他跻身报界。
金庸那时也许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份大报的老板，成为报业巨子。不过，金庸曾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当时《大公报》的风格，特立独行；也非常喜欢新闻工作，而理想中的报纸就是那时的《大公报》。
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这位江南才子，一介书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笔，在陌生的岭南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知识分子。这场巨变，也改写了许许多多个人的命运。或沉沦或升浮，或悲或喜，许多年后回头望望，除了不胜感慨之外，还能有什么评说。
金庸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可以供我们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困惑还是兴奋？但是，他个人的命运多少与这场历史的巨变相关，乃至他的小说，他的办报事业。如果不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就不能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但从他五十年代的一些随笔中，还是可以看出金庸较认同大陆这一边，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感情。
五十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在《新晚报》副刊上开设“下午茶座”，主要是撰写影评。这些文章现已很难见到，“但曾读过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醒，是一时之选。”（倪匡语）
由于撰写影评，他与电视界有了较多的联络。他曾作过编剧，也作过两部影片的导演。他编的第一部剧本是《绝代佳人》，由著名演员夏梦主演，曾经获得北京文化部金章奖。据说，三十多年后金庸重回上海，当地招待他看的影片就是这部《绝代佳人》，银幕上赫然出现“长城电影公司出品”，“查良镛编剧”的字样。除此以外，还有《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兰花花》、《午夜琴声》等，前二部是他担任导演的。
如果一切顺利，金庸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导演。但是，长城电影公司的政策较为重视社会教育意义，对于影片限制较严，金庸感到难以发挥自己的创作思想，尤其在他编的几个剧本未能通过审查时，便萌生了去意。但要自办电影厂，经费相当巨大，于是，便想到了办报办杂志，成本较低，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明报》等一系列杂志、报纸就这样开始诞生了。
五十年代前期，金庸曾想当外交官。他当时发表过关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国国际法权威梅久璈所赏识。又由于在《大公报》工作的关系，与乔冠华有过一段交往。乔冠华在解放后担任中国首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秘书。
经过辗转介绍，金庸来到了北京的外交部。乔冠华对他说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但由于他出身地主阶级，必须先在人民大学受训写自传交代，然后才能到外交部工作。金庸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客观情况不适合从事此项工作，便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重回《大公报》。于是，有人说：“要不是查良镛这个决定，说不定他今日准是新华社或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然而，还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准会在“反右”和“文革”中倒大霉，这几乎是铁定无疑的。而且，更为肯定的是，我们也绝对看不到今天的金庸武侠小说了。
人生充满了选择，常常一念之差便全盘皆变。过后回想起来，不免疑惑：要是当年不这样又会怎样呢？其实，该怎样就怎样，是玫瑰必然要长成玫瑰，是松树必然要长成松树。假设是有趣的，甚至是美好的，但毫无意义。 新派武侠大师
激荡两岸风云
五十年代中期，金庸脱离《大公报》后，曾在《新晚报》编副刊。同事中有梁羽生，两人都喜欢下围棋，也都喜欢谈论武侠小说，不过，还都没有动手写。
其时，香港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拳师比武事件。擂台设在澳门，整场比武只不过打了几分钟，以太极派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这个新闻使得港人大为兴奋，街头巷尾，无不在讨论这件事。《新晚报》认为此事大有噱头，可以招徐读者，便在比武的第二天，刊出要连载武侠小说的广告。重任落在梁羽生的身上，他构思了一天就开始写作。这样，边写边登，完成了《龙虎斗京华》，大获读者的欢迎，掀起了不小的武侠小说热潮。
《龙虎斗京华》可谓“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何谓新派，柳苏先生解释得极为精当：
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腐的语言。西学为用，有时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这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连大雅君子的学者也会对它手不释卷。
《侠影下的梁羽生》
1955年，金庸技痒，涉足“武林”，一出手便是《书剑恩仇录》，也登在《新晚报》上。从此欲罢不能，一直到七十年代才退出“江湖”。他总共写了十四部三十六册长、短篇武侠小说，依年代顺序，排列如下：
①《书剑恩仇录》
②《碧血剑》
③《雪山飞狐》
④《射雕英雄传》
⑤《神雕侠侣》
⑥《飞狐外传》
⑦《白马啸西风》
⑧《鸳鸯刀》
⑨《连城诀》
⑩《倚天屠龙记》
⑾《天龙八部》
⑿《侠客行》
⒀《笑傲江湖》
⒁《鹿鼎记》
这个创作量与倪匡、古龙相比，也许不算多。但须知，金庸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正是他创办《明报》之时，繁杂的事务，足以使一般人无法应付。金庸却能在办报之外，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近二十年如一日。他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评，而且，他的小说与社评都属一流。如果没有他的社评和小说，《明报》能否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怕有大大的疑问。
金庸曾将自己十四部作品的首字连成一幅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可见他的书名都曾经过详细周密的思索，不是随便安上去的。他在搁笔后又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修改润色，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可与任何伟大的文学家相比。
金庸是用自己的生命创作的，他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
他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了新的血液，为武侠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尝试。特别是通过郭靖、杨过、令狐冲等鄙薄权欲的少年英雄，高扬了尊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人类“进步的惟一的可靠的源泉”。
金庸描写的性情世界，极尽人性之曲奥，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丁典与凌霜华等人的爱情，倾倒了无数读者。
金庸的作品，完全打破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在这里，一切都是融会贯通的，都是直指人心的。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界线、区分都没有什么意义。
一种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洋溢于其间。这是一种所有伟大作家都具备的情怀。
金庸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所以，应该侧重于反映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
说到人生的大悲哀，如梦如幻的情致，无常的苍凉，情感的如泣如诉，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数曹雪芹、金庸两人写得最好。一句话，他们写尽了中国人的人生感受。
写了那么多武侠，又被人称为“大侠”，金庸会不会武功？且听他自己的表白：
大部分是想象的（指武功招式）。不过太极拳、少林拳、武当拳有正式纪录，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尽可能照实写来不加以改变。其他许多武功招式是我自己创造的想象出来，传统本来没有的。有一些不是出自大名家、大派别的武功，也可以做一些变动。我不会武功，武侠小说主要是小说为主，武术是一种工具，属于比较次要的层次。
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
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
看来，大侠金庸只是一介书生。
金庸小说的一大重要贡献是，矫正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欧化恶习，真正写出了汉语的神韵。早在五十年代，金庸就意识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他指出：
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会说法文，但没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使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但我想，法国德国那些汉学家们，尽管他们对《尚书》、《楚辞》、《诗经》极有研究，而我许多古书读也读不大懂，然而他们未必能分辨“留神”与“注意”之间细微的差别。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已是如此，论到真正的文学著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金庸小说所用的笔法，不是纯白话文，而是中国传统小说特有的笔法。《射雕英雄传》开始的一段，活脱是《水浒传》的手法，甚至用了“遮莫”这样的字眼。但运用得恰到好处，绝不阻碍现代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虽然不是纯白话文，但是口语化的程度，甚至还在白话文之上。
在现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无疑地具有宗师的身份，是名副其实的“武林盟主”。
他不但是现代武侠小说形貌的塑造者——金庸以后的武侠小说作家恐怕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尤其可贵而难为其他作家所企及的，是他极其广博的史地与古典文学的知识，以及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他能毫不费力地写出内容真实而丰润，意境深远而切理的作品，使他的武侠小说能在消遣之外，别有系人心弦之处，因而具有充分的文学价值。
“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金庸说：“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它写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是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原因。”
著名学者夏济安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尚未写武侠前，他就对朋友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并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子写一写。后来，他在台湾看到《射雕英雄传》，就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
批评家林以亮说：“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事实上，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教授到贩夫走卒，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从老人到孩童，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庸迷。金庸是中国人（华人）
的金庸。本世纪以来，有哪一个中国作家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有哪些作品能写得这般雅俗共赏呢？
金耀基教授说：“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查先生是没有人比得上的。”
倪匡则更是热情洋溢地赞叹：“一遍又一遍看金庸小说，每看一遍，都击桌惊叹，叹为观止。”“金庸的小说，总评语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五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说风靡港澳和海外，但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得自地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记》的前面，痛斥“文字狱”的专横与暴虐。这种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态，蕴含着统治者对于文化和知以的仇视，对于自由人格的恐惧，归根结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种表现。大陆的十年浩劫，将此种“传统”发挥到极致。而在台湾，相同的思维方式也在各项文化政策中隐约可见。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台湾，仍列在“查禁”之列。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小说已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宝岛，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先生回忆：
记得1975年初，我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
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
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的小说全在查禁之列。但几乎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查禁，反正“上头”是这样规定的。也许查禁官本人就爱读金庸小说，但他只能照章办事，毫无办法，“上头”的规定动不得。至于“上头”是谁，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这么一个“上头”，他的指示必须执行，如此而已。
据说，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时，曾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严家淦（曾作过国民党的总统），也派侍卫到出版社找《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生病时，念念不忘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私底下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尽管如此，金庸的书仍莫名其妙地被查禁。
1977年左右，沈登恩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纸公文，说明“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从此，台湾出现了金庸热。
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还看沈登恩的回忆：
我曾经向张作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诀》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10点钟不到，高信疆（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他说，输掉金庸这场仗，余纪忠先生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我把金庸小说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解禁以后，传媒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影视界也积极参与。在台湾的中国人终于能够完全认识这位本世纪华人最杰出的小说家——从他的作品到他的创作。然而，间中也出现了风波。 《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与电视剧，被某些人认为有政治色彩，遭到查禁、禁映。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仍然不能通过。1985年4月5日出版的《亚洲人》周刊披露过这一事件：
［本报讯］金庸最著名的一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最近分别在海峡两岸闹出新闻。在中共那边，公营的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宣布印行《射雕英雄传》。在台湾这边，台视宣布即将开拍《射雕英雄传》，但迅即被警备部下令禁止。
《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由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印行。金庸其他武侠小说皆已开禁，独这部小说，迄今未解除禁令。
不久前，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答复党外立法委员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质询时，曾表示警备总部已将大部分与政治无关，禁忌较少的，如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开放。一时之间，有关平江不肖生、朱贞木、王度庐、邓证因、还珠楼主……的作品也立刻由联合报集团的联经出版公司发演。由于陈明华所导演之前一档武侠连续剧《倚天屠龙记》造成极高的收视率，因此，开拍的消息传出后，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
但是，《大漠英雄传》在送审之后竟然被警总封杀出局，看来，台湾的电视现众暂时看不到金庸这部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改编的连续剧了。
金庸自己也曾著文作过辩白，他说：“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广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落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睛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
查禁归查禁，郭靖、黄蓉这些人物却早已深入人心。
在大陆，自八十年代初开始，金庸的作品便大量流入。但在十多年中，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剑恩仇录》是得到了作者授权的。其他成千上万种版本均为盗印。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冒“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甚至色情作品。
直到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与金庸签约，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的《金庸作品全集》，这是汉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流转几十年，金庸的作品终于得以在中国本土大规模出版发行了。
海外早有“金庸学会”，台湾远景出版社曾推出一套十册的《金学研究丛书》，开“金学”研究之先风。大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出版了各类研究著作。三联书店整套推出了新版《金庸全集》，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金庸热和武侠热。现在，“金学”
热潮已漫卷全中国。 他笔下的情恋风云变幻多姿多彩，
而他自己呢？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不是武侠，而是真正的言情小说。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有谁能够将人性中的矛盾冲突、恩恩怨怨写得那么入木三分？有谁能够将男女间千姿百态的情爱写得那么淋漓酣致？
那么，金庸自己呢？他的情感世界又是如何的呢？他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更令人觉得神秘。尤其是关于他的恋爱，他的婚姻，引起许多人的猜测。一般人的想法是：他肯定经历过，有许多经验，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猜测。作家所写不一定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可以虚构，可以想象。
然而，作为一个人，金庸肯定有过他的青春梦想，有过他的美丽初恋，只是他本人从未谈及，成为一段被掩埋的故事。作为文学家，小说家，金庸也肯定具有丰富的情感和火热的情怀，否则不可能写出这么跌宕风流，令人心醉神迷的情侠世界。
据说，他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曾经追求过夏梦。不过，仅仅是“据说”。为了不致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我们将沈西城先生在《金庸与倪匡》一书中的一段文字移录如下：
金庸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明星，也是谁？
为了要写这一件事，我曾问过许多金庸的老朋友，倪匡、许国是其中的两个人。后来我见到了李翰祥，他那时也在“长城”，跟金庸可算是半个同事，他半开玩笑的对我说：“哎哟！你的妈，怎么要挖金庸的疤！”
我问：“李大导，你只会耍我，却不摸摸自己的屁股，你的大作《三十年细说从头》，有哪一个你大导的老友不给你挖疤了。”
李翰祥乐了，仰天打哈哈：“金庸追女明星有啥稀奇，我不是也追过的吗？穷就不能泡妞儿吗？”
“那么金庸泡到了吗？”我问。
“当然泡到，短瘾好过无瘾呀！”李翰祥的诙谐称誉影坛，果非浪得虚名。
“这岂不是李导演泡妞工夫比不上金庸吗？”我故意激他。
“那当然！”想不到李翰祥承认了：“我这么黑，边度有女‘柴’（注：李翰祥广东话不正，‘仔’读成‘柴’）钟意我，金庸就算唔靓仔，后生个阵都靓过我。”
再问许国。许国比较老狐狸，答：“好似係。”
于是敬上老酒一大杯，酒后吐真言：“好似追过陈思思，唔！又好似追过夏梦。”
“喂！许公，到底係边个？陈思思？抑或係夏梦？唔好冯京作马凉呀！”
咦！怎么没有回答，原来许国已进入了醉乡。
再问倪匡。
倪匡比较老实：“好像追过夏梦。”
跟住倪匡用半咸淡广东话对我提出忠告：
“喂！你千祈唔好乱爆嘢！上次你有一篇文章讲买石，老查（金庸）睇（看）到，闹（骂）我。”
但我相信金庸之器量绝不会如此小。每一个人年轻时，都有他年老以后认为的荒唐事，以夏梦的那种绝色，相信是男人，都会兴起追求的冲动。金庸那时不外三十左右，他当然有权去追求。
金庸进入“长城”，易名林欢，写了好几个剧本，接着还跟胡小峰联策了《王老虎抢亲》，成绩不俗。
夏梦是“长城”的当家花旦，李翰祥说过：“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明星，气质不凡，令人沉醉。”
金庸很喜欢夏梦，向她追求。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功，但李翰祥却说金庸并没有失败。
后来夏梦结婚了，金庸也离开了“长城”，自己创天下。
金庸对这件往事，一直都没有提，但是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像《射雕》里的黄蓉，《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神雕》中的小龙女，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读者如果留意，一定会发觉我并没有打诳。
沈西城先生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作家，与金庸圈子中的人，尤其是倪匡相当熟络，相信他不会胡说八道。但毕竟金庸本人一直未曾证实此事，所以，我们还是姑妄听之。
但是金庸自己有一篇散文倒是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说的是他有一次在“爱情之都”巴黎，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忽听到一种鸟的叫声，那美妙的声音不停地鸣叫着“夏梦，夏梦”，非常的悦耳动听……
多么温馨！多情的、有心的读者是不是从中可以悟出些什么来呢？
另有一篇文章谈到“金庸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为此，他不惜与妻子离婚。”这似乎不合情理，仅仅为了职业上的选择，就与妻子离婚，实在太过夸张，何况并无迹象表明，金庸如此迷恋外交工作。
金庸确实有过离婚的经历，但原因绝非那么简单。这方面的恩怨恐怕没有人能够判断，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而且既属隐私，则不必加以深究，更不应妄加揣测解释。
关于金庸的婚姻、家庭，他自己以及传媒都谈得很少。只知道他创办《明报》时的妻子叫朱露茜，现在的妻子叫林乐怡。
被人谈论得很少，就说明过得较平淡。平谈是福。金庸笔下的情恋风云多变，奇诡无穷，多姿多彩，可歌可叹。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倒是沉静理性，很少节外生枝，也不喜曝光招摇。
然而有一点确是不容怀疑的，金庸肯定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性情中人”，因此才会写出这么多有血有肉，颠倒众生的人物和小说。金庸自己也承认，他是将自己的感情灌注到书中人物里的。从这句自白里，热爱和欣赏他的读者是否也能得到些许答案？ 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
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红花须要绿叶扶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金庸纵有盖世才华，要是没有得力的帮手，恐怕也难施拳脚。
有了一帮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纠纷。“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发掘人才，又如何应付各种人事关系的？
为什么那么多“好汉”先后离开《明报》，却从不说金庸一个“不”字。还有那众多商场上的对手，同行中的竞争者，当然也有性格不合，说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见诋毁金庸的言辞。由此也可窥见这位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说“胡菊人脱离明报事件”。
胡菊人的文章写得漂亮，编辑眼也独到。他从1967年起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全身心投入，将月刊办得有声有色。《明报月刊》在文化界地位崇高，《明报月刊》的总编也自非一般报刊杂志的总编可比。胡菊人自然心满意足，不曾有过什么跳槽的想法。
但是，1980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出要离职。
事情源于一个台湾人。此人携巨款赴港，准备在香港办报，扬言要办一张像《明报》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先是由古龙介绍找到倪匡，后又找到胡菊人。
胡菊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台湾人反复强调他要办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的报纸，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报纸，一种能够拯救一代青年人的报纸。胡菊人不由得心动，他心想：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经过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当机立断，决定离开《明报》，自创天下。
据说，当他提出辞呈时，金庸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会是真的吧！”金庸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句话。“是不是薪酬不满意，菊人兄，我们可以商量呀！”金庸还以为胡菊人不满意薪酬。
“不，查先生，我在《明报》服务了这么久，从来就不计较什么薪酬问题，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如今，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放弃。”胡菊人说得诚恳：
“我要出去办报。”
“什么？”金庸吓一跳：“办报？”因为他知道胡菊人没有办报的经验。
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觉得胡菊人过于轻率，办报不同于办月刊，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的。这时候他倒不是担心胡菊人的离去会影响《明报》，而是担忧胡菊人将来的处境问题。
“你想清楚了吗？菊人兄？”金庸沉住气：“办报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年《明报》的艰辛你是目睹的呀！”
胡菊人心意已决：“查先生，我想过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金庸只好叹道：“菊人兄，你再考虑一下吧！”
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
“那怎么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
“你说怎么办？”倪匡反问。
“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
“我跟他说？”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
“还有孙大姐。”
“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
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
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作，那么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见效。
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
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后，金庸亲自兼任老总，觉得十分不便，四出找寻适当人选，结果找到了董桥。董桥那时在中大有教职在身，不想放弃。金庸看过董桥的翻译，评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请到才甘心。他知道董桥是为了中大的丰厚薪资，方始犹豫，于是答应董桥给予同样的待遇，终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风暴级”事件是“林三木离职风波”。
林三木原是《明报》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学成归来，出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不久即升为总编。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劲，办报纸作风大胆泼辣。《明报晚报》在他的主持下，销路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准确。
股市狂潮时，买股票等于买马票，要讲究贴士。《明报晚报》就等于马经，专向股友提供贴士，作隔天预测：汇丰好市，会升多少；和记下挫，理宜抛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处理明天的买卖。由于所作预测命中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灯，销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么法子获得那么多贴士呢？
原来，股票市场里的许多大户，如李嘉诚、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乡之谊。加上林三木的外表长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而又口齿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总，许多大户都愿意跟他来往，酒醉饭饱，谈起明日股市，自然会说出个人观感。
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权只受两种情况控制，一是国际形势，二是本港大户。国际形势并不是天天在变，所以大户的力量，反而显得突出。
林三木根据他们透露的口风，第二天一早回到报馆，便写成文章发表。《明报晚报》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点，仍可赶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时间，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为奇皋。
那些大户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无非志在宣传。想一某只股实开，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过传媒制造消息，那么，股票就一定会升。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
《明报晚报》的销路就这样越来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关系，也在股票市场上赚了一大笔，于是便想自己也试着办一份报纸。
林三木为人沉着，同时对商场也相当了解。他暗中筹备，理想定得不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张的日报，内容全以经济为主，副刊只占半版。这样，他跟太太骆友梅两个人就可以负起编辑工作，最多请两个校对和一个记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会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资料自不成问题，同时也可以凭此拉一点广告。他的计划应当说没有什么破绽。一切成熟后，他便向金庸摊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于是，《信报》创刊了。
《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劲敌。
许多人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名人的习气，总是将别人当做自己的昔日“马仔”看待，称人小名。
林三木离开《明报晚报》后，财经消息便由黄扬烈负责。黄扬烈由此也认识了不少中小股票户。
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办《信报》这么成功，不免见财眼开，鼓动黄扬烈与他们合股创办《财经日报》。于是《明报晚报》又少了一员干将。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
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
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
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
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著名的围棋手为师。
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中，丁关根问聂卫平：
“你有几个围棋****？”聂卫平答：“最好的****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么叫徒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聂卫平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
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对于知识，永远怀着热情与好奇。他在中年后迷恋佛学，大约是想探寻生存的究竟。他购置了大量的佛学书籍，并且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佛经，他开始学习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梵文。
他一直自认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习，简直到了苦读的地步。从青年时代开始，金庸每天都要挤出若干小时读书，绝不松懈。所以，“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句话，是万万不错的。金庸的成功，丝毫没有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认真，写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较慢。但是，这只是相比倪匡、古龙这样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标准说，金庸仍然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一边办《明报》，一边写社论时写出来的，若非天才，谁能做到？恐怕许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
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时，有时会请来几位朋友征求意见，让他们每人拟出一个他们自认为最佳、最完善的结局。然而，金庸并不会采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恰恰是要避免别人能够想到的结局，而另外独辟蹊径，与众不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对一个女孩说，她的“美丽增长率最高”。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我小时候难看啊！”
倪匡说金庸这个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钩。
蔡澜一直在电影界混，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找到倪匡。
倪匡面露难色：“这个很难，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
蔡澜问为什么，倪匡解释：“查良锒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蔡诗人炎培不过是副刊校对，故此有个蔡校书之誉。
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
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
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豫了一下又说：
“期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在意，过了一星期，终于忍不住问：“倪匡，蔡澜是谁？”
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鱼儿上钩了，嘴上连忙说：“哎哟！蔡澜你也不认得，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倪匡又见到金庸。
金庸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吧！”
“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
“还不止呢！”倪匡跟着就把蔡澜精于棋诗书的事，一一告诉了金庸。
“哗！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过了三天，倪匡对金庸说，蔡澜约好了。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态度诚恳得出人意表，令蔡澜不知所措。
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
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一听，欣喜若狂，因为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说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对倪匡好，不用说了，就是对其他人，也非常的好。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金庸支付。
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
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一位报馆主人。
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继续写下去。
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
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
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庄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
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庄）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
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倪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
董千里先生文之简练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
商议定当之后，就开始撰写，倪匡自觉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战战兢兢地写了大约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欧游回来，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之后，见面第一句话，倪匡就说：
“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成炊”，阿紫之眼，既被弄瞎了，自然也唯有认命了。
倪匡所写的那一段，在旧版书出版时，收进单行本中。金庸将全部作品修订改正之际，曾特地找倪匡来商量：“想将你写的一段删去，不知是否会见怪？”
倪匡当时的回答很妙，先大声说：“见怪，会见怪，大大见怪！”
金庸是正人君子，不像倪匡那样，荒诞不经，闻言神情踌躇，大感为难。于是倪匡哈哈大笑，道：“我见怪的是你来问我会不会见怪，枉你我交友十数载，你明知我不会见怪，不但不见怪，而且一定衷心赞成，还要来问我！”
金庸有点不好意思，说：“礼貌上总要问一声。”
倪匡说：“去礼貌！我有点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了，你怎么办？”
金庸说：“我自有办法！”
金庸果然有办法，他改动了一些，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庸将阿紫、游坦之两个人的性格，写得更加透彻。一个为了痴情相爱，宁愿将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而一个为了性格顽强，将已复明的眼睛又挖出来。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大作家的能力，确然令人折服。
经此一事之后，倪匡自然更逢人便说，而且还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
借金庸、张彻两大名人标榜自己，可谓深得自我标榜之三昧矣！所以，才有了“代写”的流言，事实上，却不过如此而已。
在《明报周刊》的雏形时期，需要一篇武侠小说，为了增加对读者的吸引力，署名是“金庸、倪匡合著”，事实上，全由倪匡个人执笔，借了金庸之名。合作写小说不是不可能，但以倪匡自认为和金庸创作能力距离之遥远，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事。
以上，就是所谓“代写”的内情。
金庸的小说，没有人可以代写。
如果有人可以代写，写出来的作品如此之好，这个人为什么要代金庸写，自己不写？
道理极简单，偏有人不肯去想一想，真怪！
倪匡藏有金庸所书长联两幅。至今为止，可称世间孤品，因为舍此而外，金庸再无类似的书法作品。金庸倒是在他的作品集上自题书名，每一次，只怕都写了几十遍以上。
因为他的书法，并不如何高超，绝不能称“家”。但这幅对联，却极之有趣。
倪匡说在联语之外，还有注解，字数虽不多，但包含哲理甚深，录下以供各位同享：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文中有武，不饥不寒，老而不死，不亦快哉；品到无求，无迂无争，迂则必争，无灾无难，远于无常，无量寿也。
我与君俱以武侠小说为人知，文中有武，并驾当时。人之喜祷善颂者。恒以“大宝贵亦寿考”为祝。寿考诚美事，大宝贵则非大争求不可得，或求而无成，或既得而复失之，终日营营，忧心忡忡，人生百年，何愚而为此苦事。君少年时多历忧患，当深知不饥不寒之至乐。
女俏子灵斯谓好，谷重穗，不搞不震非好汉；贝富才捷信为财，果珍李，无忧无虑作财婆。
匡兄四十初度，摆联自寿，有“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暨“无欲无求”语。以“不”、“无”二字为对，惟有句洒脱，匡嫂不之喜也。谨师其意，以抽笔书二联祝无量寿。举世贝壳藏家，或雄于资，或邃于学，抑或为王公贵胄，似君以俊才鸣者，未之或闻。
匡兄华诞之喜
弟：金庸
乙卯六月
倪匡说，“这幅对联，需要解释之处甚多，不然，不容易明白，太过‘深奥’。”
“首先，四十岁那年，我自撰对联一幅：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
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
“自觉甚是高兴，在报上发表。惹来的反应，是有人在报上破口大骂：‘自撰挽联式的对联，以老卖老。’等等，这可以不论。老妻看了，愀然不乐，是因为‘时已无多’四字。人到四十，算是活七十，已过了一大半，‘无多’是实际情况。叵奈人都不愿听真话。金庸知道‘匡嫂不乐’之后，送来这两副对联。”
“第一幅的典故如此。第二副的‘典故’更多。老妻名李果珍，小女名穗，小儿名震，这是嵌名联。而“搞搞震”是粤语，意思是胡捣蛋，一联之内如此复杂，也颇不多见！”
“小儿胡捣乱事迹甚多，金庸后来又在赠他的书扉页上题字，有‘不搞不震非好汉，乱震乱搞岂英雄’之句，以资勉励。有金庸亲笔题字之小说，在同学中，登成英雄人物矣！”
倪匡对金庸性情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金庸是属于慢性子的人，涵养极好，多少年来，只见他发过两个半次脾气。此话怎讲？因为两次都不是盛怒，只不过表示了他心中的不高兴，而且这两个半次脾气，都发得十分有理。一次，是笔者为了一己之利向他作一个要求，时在汽车之中，金庸“哼”
了一声：“除非《明报》破产，不然万万不能！”吓得笔者和同车人噤若寒蝉，连大气儿都不敢透着好几分钟。另半次是对一个行为十分卑劣的小人，该小人颠倒黑白，造谣生非者再，金庸当众宣布不与这种人同席——很多人，可能只看到过查先生这半次脾气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个半次生气之后不到一小时，金庸就打电话来：“如果你真觉得这样子对你有好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笔者忙曰：“不必了！不必了！”屈己从人，照顾朋友，这是金庸做人的豪侠之处。金庸事业大成，自然比一般摇笔杆子的朋友富有许多，向他有所求的朋友，很少受到拒绝。曾问过他：“你手上的钱如何处理？”
他的回答是：“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施惠毋念，金庸是做得到的。但受恩勿忘，受过金庸好处的人，若能表达一下心中的感激，金庸也总会高兴的。 他的权力欲很淡，
向往着且自逍遥没人管的生涯。
金庸曾说：“我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追求。”
金庸是一个通人，他洞察了人生的千奇百怪，喜怒哀乐。他能够在创作最辉煌的时刻，悄然隐退，宣布不再写武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又说要从《明报》退休。1991年底，金庸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出售自己拥有的《明报》部分股权，出让《明报》控制权。
其实，金庸出售《明报》的念头早就有了。1985年，他曾与世界著名的报业大王，澳大利亚人墨多克有过接洽，当时，墨氏愿出十一亿港元，由自己名下的香港老牌英文报社《南华早报》全盘收购《明报》。后来，此事因故告终。此后，一直有报业集团同《明报》洽谈收购合并之事。
终于，在1991年12月11日，金庸与香港智才集团董事会联合宣布，智才收购《明报》的计划初步实现。
1994年1月1日，金庸完全退隐。1993年底，明报董事局发表如下启事：
明报集团于1992年2月改组，进一步发展多元化业务。1993年4月1日起，董事局主席查良镛先生要求改任集团名誉主席，逐步实现查先生分阶段退休之心愿，并推荐于品海先生出任主席。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辞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诚意挽留，查先生恳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虽极感遗憾，然必须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查先生1959年创办《明报》，凭其学问修养、道德勇气和从事新闻工作之经验，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信条，创造出文人办报、办期刊、办出版社而成功之历史。
纵观《明报》三十四年间走过之路程，反映出查先生对人类世界、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宝爱之情，亦流露出其谦谦儒者之大胸怀。
这篇启事不仅宣布了一代报业大亨查良镛退隐的消息，而且对他所创办的明报事业作了精要的回顾与中肯的评价，充满着明报同人对于金庸的敬爱之情。
金庸在明报集团保留了25％左右的股权，他计划分批出售到1996年底。为什么这样？
他回答：
“我不可以在市场一次过抛出，这会压下股价，对公司不起，对我自己，对智才都是不好的。这样的安排和政治绝对无关。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费不少，如果我对九七不乐观的话，就肯定不会重建我的旧房子了，花一大笔重建费用就很蠢了。”
显然，《明报》已投入了别的门派。这样一来，金大侠势必成了孤家寡人，这是否意味着大侠一手创建的，威震江湖、垂名数十年的大门派，如他笔下裘千仞的铁掌帮一般，从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
大丈夫行事，俱具本色。故能撰武侠，能描绘江湖，能创建《明报》，能封笔归隐，也能卖出《明报》。
金庸深情地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那么，他又为何卖出《明报》？且听他自己的解释。
一是自己年事已高，要趁早为报纸做个安排。1986年《明报》创办三十周年时，他已宣布不再担任社长一职，每星期只到报社一两次。“我精力渐渐衰退，如再继续掌管大权，企业和报纸会老化的。”金庸说：“应趁我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做个长期的筹划，要使报纸、周刊和月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不难看出，这是年老的智者发自肺腑之言。
二是答应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做教授级的名誉院士并讲学。1992年底牛津大学接纳金庸为访问学者，这使金庸大为高兴。他说他在中学时就梦想去牛津或剑桥读书，没想到这个愿望在晚年实现了，且是去讲学！尽管金庸一再对人说去英国既非移民，也非为此才出售《明报》，但人们从中也能看出一些联系来。
三是为《明报》引进资金和管理的活力。《明报》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得冒许多投资上的风险，金庸是稳健的人，自不会像韦小宝那样以押宝为乐。《明报》的买主于品海也一再称：“金庸是文化人，不愿看到《明报》担风险。”在改组《明报》时，金庸力主把智才的南海纺织公司纳入到《明报》名下，以此来缓解《明报》的压力。
四是追求“无官一身轻”。在谈到失去《明报》控制权时，金庸说：“我的权力欲很淡泊，我觉得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金庸还进一步对这潇洒的人生观做出解释：“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的。”
看来，金大侠的归隐之志，绝非儿戏。
金庸对《明报》的买方作过精心的挑选。他不愿意收购《明报》的企业纯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和责任感。他曾先后与十一家机构进行了洽谈，著名的有墨多克名下的《南华早报》、麦克斯韦尔的《镜报》集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集团和日本的《东京时报》集团等，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智才集团。除了不忍把《明报》卖给外国人外，也还因为智才集团的首脑于品海个人具有良好的条件。
于品海当年不到四十岁，生于香港，1976年赴加拿大读大学，1979年返港，曾在《明报》名下的《财经日报》做过翻译和编辑。1985年他成立智才公司，自成一派。 于品海承认：“金庸领导下的《明报》，在香港的江湖地位是数一数二的。”他明确表示：“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不会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谈及金庸在《明报》的地位，于品海说：“我虽然也做过新闻，但与一个做了几十年的人相较，我拍马也追不上。”又说：“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处理报社工作，特别是处理编辑和采访部门的政策。”
短期内，金庸对于《明报》大约还有影响。
然而，卖出《明报》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它反映了金庸这位“武林盟主”和“报业大侠”晚年的心境和际遇，也反映了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金庸自称已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七十岁时的金庸仍能去英国讲学，仍能北上京城与中共高级领导人畅谈中国前途，仍能写社论，仍能每年出版一本英文的时事评论集，是老矣？金庸显然宝刀未老，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晚年的功夫更胜早年。
作为《明报》创办人，亲手卖出《明报》，心情不免有一份苍凉之感，金庸回答记者说：
“舍不得。我刚翻看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于品海先生加入的时候，我很明确的向他表示过，‘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八个字仍然适用于以后的《明报》办社方针。《明报》的商誉就是《明报》最大的资产，《明报》的编辑方针是绝对不能变的。
于先生是很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是可以信任的。你们知道最清楚了，于先生并没有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事实上，《明报》不但销量创下了创办三十四年来的记录，广告创了记录，股价也创了记录，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退休完全是年纪问题，如果我是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的话，就绝对不会退下，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明报》股权。”
退休后，金庸要做什么？会去什么地方？
他说有两方面的打算，一是写历史小说，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
历史小说，他会取材春秋时期的吴越及汉唐时代的史实。汉唐是中国最伟大的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激扬文字，思想开放。
金庸的心中仍系着中国人的根。
牛津大学的St．Anthony（圣安东尼学院）和Maugdalen（摩丹伦学院）分别颁授他名誉院士和访问学者荣衔。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荣誉，并于1994年四五月间邀请他讲学，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与小说。温哥华的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聘请他为兼职教授，他有时也去那儿讲课。
金庸做人，写小说，写文章，处处透露出学者风范。或许，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位学者。在宁静的黄昏岁月，他会不会奉献给读者几部沉甸甸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会不会将多年的佛经研读心得形成文字，令广大的读者分享那一份智慧与感情呢？
金庸是在杭嘉湖平原的秀丽山川与丰厚的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的血液中，流淌着江南文化的血脉。他多次表示，退休后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建一幢小屋，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和思念之情。
他的家乡海宁紧邻杭州，乘坐汽车仅需一小时即可抵达，而且历史上属于杭州府。
金庸本人也在这座城市读过中学，当过记者。
杭州的美丽，宋代人诗人柳永有过脍炙人口的描绘：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金庸在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也有关于杭州西湖的描绘：
陈家洛也带了心砚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
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
金庸云游几十年，不知西湖的景色几番入梦？再度回到湖边，已是两鬓斑白，功成名就。只叹时光如飞，白了少年头。一样美景，两种心情，同一身心，两番天地。造化弄人，谁能奈其何。
故乡以巨大的热情欢迎这位游子。西湖风景区的土地是不允许建私人住宅的，但是，浙江省、杭州市作出特别决定，批给金庸四五亩地，建造一间园林式的小舍。
金庸将其作为休闲、藏书之用。他表示去世后，这所房子连同书籍，全部交给杭州市。
这四五亩地位于西湖畔洪春桥边的“茶人之家”。从今以后，金庸便可常常回到西湖，在湖光山色之中领略人生的情趣。
1994年4月1日至10日，应浙江省省长万学远的邀请，金庸夫妇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夫妇的陪同下，回到了浙江，引起不小的轰动。在金庸的家乡，有数不清的金庸迷，由于多了一层同乡关系，他们对金庸更有一分亲切感。
金庸捐资三百万元的嘉兴图书馆在4月3日落成。嘉兴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并聘其为市人民高级顾问。杭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之衔。金庸在嘉兴图书馆留言：“感我桑梓，赐以嘉名，愿尽菲薄，助振斯文。”
他还去游览桐乡乌镇的茅盾故居，写下了“一代文豪写子夜，万千青年诵春蚕”的题诗。
在绍兴兰亭曲水流筋景点，一腔豪气中，金庸连饮两盏绍兴老酒，完了才说：“我不会喝酒。”走到康熙皇帝写的“兰亭碑”前，听到讲解员说到“一”字典故时，微醺的金大侠立即引用《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一句话：“只有这个‘一’字一模一样。”游到陆游沈园时，他又盯着一株红白花相间的桃树，脱口吟出了陆游诗句：“惊鸿照影”。
最有趣的是，在杭州、嘉兴、绍兴等地，许多读者捧着他的书要求签名，但摆在金庸面前的，几乎都是盗版书。为了不让“金迷们”扫兴，他签了一两本。求字者幽默地说：“除了签名，其他都是假的。”
金庸倒是颇具侠客风度，他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盗版，我的书还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
4月4日下午3时左右，金庸回到母校嘉兴一中。对着那些孙儿辈的学生们，他想起自己在这里读书时也是这般年纪，而眼前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等到多年以后，到了他现在这般年纪，又是什么样的命运？他激动地称这些小孩子们为“小师弟小师妹”，唤得满场激昂，气氛融洽，连他自己的眼角都闪着泪花。
金庸对于随行的记者也常以“小师弟”、“小师妹”相称，一副江湖中人的口吻。
有记者问他：“你书中哪一个男主角最像你，你最像哪一个？”他十分认真地回答：
“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是比较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况且我不会武功……”
这次浙江之行，他还去了普陀山，献上清香一瓣；在北仑港，迎着海浪嬉水；在河姆渡原始人遗址，遥想人类的蛮荒时代……
回到香港，他又匆匆起程，到台湾、新加坡等地访问或演讲。
退了休的金庸，倒像个云游四方的大侠。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
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顶峰；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言情小说，写尽了人间各种形形色色的情感；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是有价值的通俗小说；还有人说，金庸小说是浪漫派小说；更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仅仅是小说，算不上文学作品。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说来说去，金庸的小说就是地地道道的小说，是像《红楼梦》一样好的小说，是诗歌般的小说，是写人写情写景写历史的小说，是引人入胜，让人手不释卷的小说。
套用“金学大师”倪匡的话来说，“以前，世界上未曾有过这样好看的小说；以后，只怕也不会再有了。”
学究们、评论家们设置了许许多多概念名份，什么纯文学、通俗文学，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把那些鲜活的文学作品支解得支离破碎，再贴上一块块的标签。
其实，对于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没有什么概念能够规范他们。莎士比亚是什么流派？曹雪芹又是什么流派？贝多芬、毕加索又是什么流派呢？
只有那些不入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创作时才会宣称自己是这个“派”那个“主义”，因为他们才情空虚，学识浅薄，所以借名号来壮胆。而那些真正的大师，从来不去介意自己要被归入哪流哪派，他们只知道生命中有一股清泉要奔涌而出，他们只知道惟有文字、线条、音符、色彩才是他们的生命，于是他们只知道让生命之泉去自然流淌，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地创作，再创作。
以金庸小说而论，其中有武侠、传奇的一面，天马行空，情节曲折；也有推理、言情的一面，悬念重重，扣人心弦。有悲剧的一面，写尽人间的无奈悲凉；也有喜剧的一面，处处夹杂了幽默谐趣，以及善意的嘲笑。有讽刺鞭挞的一面，对于世态人心，社会历史的阴暗丑陋，不乏犀利的思考与揭露；还有称颂赞美的一面，对善良的品质，侠义的情操给予充分的讴歌和褒扬。
正如《红楼梦》一样，道学家看出“淫”，才子看出“缠绵”，革命家看出“反清”
（鲁迅语）。实在是见仁见智，说不清，道不明。所以金庸的小说若是被人安上什么“主义”之类的名号，就变得莫名其妙了。
还是倪匡说得有道理，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么用？金庸也认为，文学艺术首先是表现美的，是追求美感的。
金庸的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不光是那些离奇诡异的情节，也不止是那些古灵精怪的武功，而是那种氛围，那种意象。这是我们失落了很久的“中国”，是我们梦幻里的“中国”，是如诗如画的“中国”，也是标准的中国味道的“中国”。
这里面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的语言是地道的汉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的，五岳的山山水水，宋明的村镇酒肆，伴随着棋琴书画，刀光剑影。他们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式的，从长河落日圆的大漠，到杨柳依依的江南，还有那曲径通幽的庭院，小桥流水人家。他们的情感也是中国式的，一切都洋溢着中国文化的神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习俗。
总之，中国文化美好的一面，诗情画意的一面，全都在金庸的作品中表现得酣畅淋漓。上至儒、道、释的哲学伦理，下至古老中华的民俗民风，无不活泼泼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生活在烦恼尘世中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根”和“魂”，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许多生长在当代的华人，无论是生活在本土还是身处海外，在中国传统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是贫血的。几乎可以说，许多青少年是凭借着金庸的作品，才将自己的血脉与悠久的中国历史重新衔接；而许多中老年人，也是从金庸的书中拾回了几被遗忘的中国梦。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华人爱看金庸，一遍一遍地读，百读不厌。看金庸的小说，好像又回到了唐诗、宋词，又回到了春秋、汉赋，又回到了《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西出阳关》，又回到了《封神榜》、《七侠五义》、《包公案》……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艰苦的环境里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生活得单调、沉重，平凡而缺少刺激。但是每个人的心底里都不可抑制地存在着向往冒险，寻求变化的情结，希望自己的生命中也能出现奇迹，精彩一回。武侠小说这种天马行空、惊险刺激的内容情节，正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能够填补许多人的精神渴望，满足了他们的幻想。而金庸的小说又是其中色彩最浪漫，感情最浓烈，人性表达最全面最丰富的作品，给予了中国人无限的想象空间，难怪人们对它如痴如醉了。
波澜壮阔、气派非凡、博古通今、包罗万象。
诗词、历史、天文、地理、民俗、风光、武术、医学、巫术、棋艺、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甚至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等等，奇妙地融汇在一起，构成金庸小说的斑斓色彩。
那么广博深奥的知识，在金庸笔下全部化成有趣的文字，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陶冶和修炼。能够艺术地活用各种知识，现代中国作家中，当首推金庸。
金庸的小说，差不多全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康熙、乾隆、朱元璋、李自成等，都在小说中出现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金庸做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该做到的，既不违背基本的史实，又有艺术的升华，包含着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同处一起，好不热闹，造成了奇异的效果。比如《鹿鼎记》中韦小宝与俄国苏菲亚公主一段，除了韦小宝是虚构的，其他均为真人真事。
当然，真假原是说不准的，尤其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谁又能自诩把握到它的全部真实呢？在沧桑变幻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本无定数，如《红楼梦》中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金庸为现代小说运用历史题材树立了典范。他的小说确实做到了：
“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生活有关，……是一部编年史，是一本部落之书，一部有关风俗与传统的重要汇录，而同时也是一本供大家娱乐的故事书。”（保罗·门采语）
至于精彩的围棋棋局，高深的中医中药知识，丰富多彩的地理人文景观，绚丽浪漫的异域民俗风光，……在金庸的作品中更是经常出现，成为吸引读者的又一重要因素。
难怪许多人看完金庸的书后，都会由衷地感叹：这个人怎么会懂得那么多？怎么能有那么丰富的学识？也许，说金庸的小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一点也不过分。
作为形式上的武侠小说，金大侠对武功招式，武打过程也有精湛独到的描写。他将每一招武功都安上了美妙动听，充满诗情画意的名称，而且将各种稀奇古怪招数的动作细节介绍得一清二楚。就像电影的蒙太奇效果，精彩的镜头层出不穷，一个套一个，一环扣一环，读来津津有味。
在金庸的每一部作品中，都穿插众多武打场面，真是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无一雷同。每一回的场景、人物、动作、表情均交代得细致入微，充满了现场感。再加上慢镜头的捕捉和读者想象力的再创造，绝对要比亲眼目睹还要精确，当然也更具美感。这也许与金庸曾拍过电影，当过编剧导演有关。
更绝的是，金庸不仅写出了动作，还能在描绘“打”的同时，刻画出人物的心理活动，绝妙的武术和武打者的情绪性格尽显其中。这样的镜头在书中不胜枚举，信手翻开，无不如此，真看得人兴趣盎然，有美不胜收之感。这种写作手法，对于传统的武侠小说，确是一个大大的突破。
金庸描述武功时，还喜欢将武术的演示技巧与武打人物的内功修为写得层次分明。
尤其是高手过招的情节，那种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见一山高的意境，让金庸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尤为难得的是，金庸常常将佛法、道教原理，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溶入武功中去。写出了那种大地万物溶为一体高妙境界，那种凝神静虑，心如上水，头脑豁然开朗，眼前一片空明时的神奇力量，将东方理想中的天人合一的神韵抒发到了极点，教人为之心动。
更令人折服的是，金庸还深通音乐和舞蹈。小说中，瑶琴古筝，长萧铁笛无不成为武器，音乐之声也可发出武功，释放出能量，或致敌死命，或治病救人。比剑试刀，拳掌相交中，无不蕴含着优美的舞姿造型。充分体现了静中有动，柔中带刚的中国民族舞蹈和音乐的神髓，美伦美奂，实在高明。
然而，金庸作品中的武功之所以那么吸引人，也许最根本的还在于他把握住了生命的律动，体悟到了自然的节奏。他将这些以及中国人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热望全都倾注于那一招一式，一纵一跃之中。因而他笔下的武功才充满了灵气，充满了诗意，充满了象征。金庸自己就承认，他的武功名堂，许多都源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灵感均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变幻莫测，神奇曲折，慑人心魄，引人入胜。
金庸小说的情节布局，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有人评价说是“合乎情理，出乎意料”，可谓一针见血。
金庸小说的开头，大抵都神秘悬疑，将读者的好奇心大大激起。例如《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等等，一开场，奇怪的事件一桩接一桩，令读者如置身云里雾中，方向难辨。一直追下去，才一层又一层地揭开事实真相。读进去之后，故事不断发展演绎推进，情节更加复杂离奇，矛盾叠起，悬念重生，冲突加剧，一波三折，更看得读者仿如置身其间，心不由己，欲罢不能。最终或真相大白，或悬而不决，或不了了之……看完了不是让人击掌叫绝，大呼痛快，就是教人意犹未尽，遗憾不已，总之只恨书太短。
金庸极能渲染诡谲神秘的气氛，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能从容写来，直看得人毛骨悚然，拍案称奇，只道天下竟有这等怪事。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夜过浙闽交界廿八铺和误入西湖底深处身陷地牢；《连城诀》中土豪万震山午夜梦游砌墙；《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带胡斐人师兄姜铁山薛鹊的铁铸圆屋，见到他用大铁锅蒸儿子姜小铁；《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和郭靖，在塞北高峰上遇见黑风双煞和骷髅头阵；还有令金毛狮王谢逊发疯的冰火岛，布满八卦迷魂阵的桃花岛，黑木崖上东方不败的花园小屋等，情节景物的描绘，无不怪异突兀，鬼气森森，使人不寒而栗，让读者产生出一种恐怖的快感，好奇心顿增。
金庸还特别善于描写秘境绝景，使情节的发展更加不可思议，奇峰突起。如大漠风沙、巨雕恶狼、冰雪连天、茹毛饮血的戈壁荒山，柳暗花明、莲叶轻舟的江南水乡，佛法庄严的庙宇道观，枯藤老树的深山古刹，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精悍蛮荒的异族部落，人迹罕至的雪峰冰仞，……还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仙山琼岛，神秘深幽的山谷地洞，再加上离奇古怪的邪教活动，以及惊人刺激的怒海群鲨，等等，等等，简直是匪夷所思，神来之笔。金庸的想象力之丰富，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总令人读得陶醉其中，叹为观止，眼界大开，非常过瘾。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金庸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
创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
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
汉字是象形文字。美国诗人庞德说“汉语天生是诗的”。但是，就在庞德说此话时，中国的傅斯年先生正慷慨激昂地说：汉语是野蛮的，应该废止。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汉语的野蛮（大意如此）。
时为1919年。
然而，汉语并没有消失，在中国在海外，十几亿华人仍然使用汉语。
不过，汉语的味道开始变质。她从前是“天摄人治”，极其玲珑活泼，而“五四”
以后，西洋语法的侵入，出现了所谓的“欧化语”，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读来感到乏味，让人倒胃口。许多新文艺作家都有这样的毛病，时代风气如此，怪不得谁。
金庸是个天才，他运用地道的中国文学语言。“金庸小说的文字，是绝顶高超的中国文字。”（倪匡语）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生命，是意识，是存在的屋宇。”其实，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仓库。
金庸的语言文字，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现了汉字的意韵。
且看《笑傲江湖》第十四回中桃谷六仙的一段对话：
终于有一人道：“咱们进去瞧瞧，到底这庙供的是什么臭菩萨？”五个人一拥而进，一个人大声叫起来：“啊哈，这里不明明写着杨公再兴之神，这当然是杨再兴了。”说话的乃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头，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又不是杨再兴。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名字叫做公再，唔，杨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声道：“这明明是杨再兴，你胡说八道，怎么叫做杨公再。”桃干仙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可不是杨再兴”。
桃根仙道：“那么兴之神三字是什么意思？”桃干仙道：“兴之神三个字难道是我写的？既然不是我写的，我怎知是什么意思？”桃叶仙道：“兴，就是高兴，兴之神，就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杨公再这姓杨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当然很高兴了。”
桃根仙点头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说是这里供的是杨七郎，果然不错，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杨再兴，怎么是扬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杨公再，又怎么是杨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杨再兴排行第几？”桃枝仙摇头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
“杨再兴排行第七，是杨七郎。二哥，杨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从前我知道的，现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杨七郎。”
桃根仙道：“这神倘若是杨再兴，便不是杨公再，如果是杨公再，便不是杨再兴。
怎么又是杨再兴，又是杨公再？”桃叶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这个再字，是什么意思？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所以既是杨公再，又是杨再兴。”余下四人连连点头，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间，桃枝仙又说道：“你说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来一个，那么杨七郎名字有个七字，该不是要再来七个？”桃叶仙道：“是啊，杨七郎有七个儿子，那是众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便是生一千个儿子，有个万字，便是生一万个儿子？”
这段废话连篇，人看人笑，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若尝试着将其中一个字删掉，看看语言还通不通，或者文气还顺畅不顺畅？
将汉字锤炼到这等程度，实属不易。尤其，金庸写情、写景、写谐、写怨、写世态、写江湖、写官场……均能活灵活现，则更属不易，实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为。
他的许多章节和片断，真如神来之笔，使人赞叹不绝，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出。
没有人物，便不成小说。
人物立不立得起来，视乎作家对于人生观察、体验的深浅，以及他的笔力如何。
《红楼梦》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里面的人物令人百谈不厌，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贾政……等等，个个都蕴含着人性中某种普通相，仿佛在我们生活中到处能见到，感觉到。鲁迅的声誉与阿Q的成功也不无关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如同《红楼》、《三国》、《水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们的心中，成了某种性格或行为的代名词。
男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小龙女那样的女孩”，“我喜欢黄蓉那样的女孩”。
女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杨过”，“我喜欢郭靖”，“我喜欢令狐冲”。
还有韦小宝、段誉、乔峰、王语嫣……
还有周伯通、张无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命运；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情缘；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人物都如同一出戏剧。
金庸认为，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应能令读者感动和难忘，印象深刻而鲜明，因为小说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金庸的心怀是宽厚而悲悯的，对笔下人物从不简单地划分为“正”、“邪”、“善”、“恶”的类别。那些反派人物没有出现时，江湖上一片谴责之声，但当他们真正出现时，总让人觉得他们仍有可爱的地方，并非一无是处，无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种弱点，从而使他们显得更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
作者考虑的是真实的问题。”（金庸语）
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金庸的书中，即使一个公认的“恶人”，在从事一项“恶事”时，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当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气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谓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动机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结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来描述冥冥众生。在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绝不是那些“通俗小说”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严肃文学”可以涵盖的。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超越我们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
金庸无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责任。仅一个韦小宝，就很能说明问题。韦小宝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韦小宝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个说法是韦小宝是十足的无赖混蛋。其实，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是一个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的人物。无法以伦理标准去评判这么一个美学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涉及的问题恐怕与中国儒释道文化对于人格的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诸问题相关，足以写一本专著来探讨。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断断不能将金庸的作品归入一般的通俗文学之列。从塑造人物的功力来看，金庸的小说绝对是大师的手笔，是真正的文学。
一般的通俗小说中，好人与坏人，正派与反派，善与恶，是与非，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伟大的作家笔下，却不是这样，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被揭示无遗，好坏难分，善恶难断，恩怨难解。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原来的构思是想将安娜写成一个不道德的女人。
但是，写着，写着，他就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当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深入像安娜这样的女人的内心时，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安娜这个文学形象激发读者的，是万千滋味不知从何说起，同情？鄙视？谴责？赞同？没有一种单纯的态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总体上看也是如此，丝毫不受传统的或既定的观念来规范。金庸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性，他感悟到了许多无法言说的困境与无奈。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隐痛，对于善与恶，对于爱与恨，永远不能有圆满的解释。而且暗示着不论你如何解释，悲剧仍然会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关于金庸作品对于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思索，罗龙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从＜倚天＞谈善恶之际》谈及：
善恶好分，善恶之际却很难分。正如一个漂亮的小姐，她身边的男人很多，但却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没有男朋友。
有一次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座谈会上，金恒炜忽发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一个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洪七公自己说他杀过四百三十九个人，其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坏蛋。但我认为洪七公的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这种人如果掌权的话，他很可能就成为希特勒。希特勒也认为他杀的人都是坏蛋。”金庸点点头。
我们如果肯定：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力。那么我们就同时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权力。但是，每个肉体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资来给养，所以生存就成为竞争的现象，生存也就成了人类共有的苦难。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里，家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家是讲人情而不讲是非善恶的。
一个人离开了家，说穿了同生死、共患难还是基于生存的艰难。因此，一旦中国人感情的网络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人生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安排成昆和谢逊有师徒之宜，情若父子。但成昆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欲，竟阴谋杀害谢逊全家，逼得谢逊忽忽如狂。谢逊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
谢逊寄迹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却是神奸巨恶竟厕身少林。这善恶之际，外人一时哪里察觉得出来呢？中原六大门派和明教的决战，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么正邪可言呢？
再说，金庸把倚天剑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却把屠龙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来说，倚天剑应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龙刀则有为害武林之患。但事实上，峨嵋师太用倚天剑大开杀戒，所杀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么邪魔歪道的人。
张无忌有正邪两派的血统，从小就在正邪、善恶激烈挣扎的环境中成长，他的性格反而显得宽厚。只有他才能发现胡青牛“见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体会谢逊的地狱生涯。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杀死了。他对爱情的经验再丰富，也逃不出有权力野心的赵敏，他只好被捉去画眉。他的宽厚的性格不改，他永远也敌不过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计。
对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
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有人认为西洋也有，如法国的《三个火枪手》；日本也有，如《宫本武藏》。但金学的始作俑者倪匡则认定：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武侠小说，其他的都只是类似，不是真本。
在中国，侠的历史其实已很久远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
“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侠要行侠，才能成其为侠。武侠小说的侠，一般是根据传统的侠义精神来的，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仅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得“侠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现出“非侠”的倾向。陈墨将金庸的变化轨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来越小，现实社会冲突及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来越弱，而其现实性及其意义越来越强。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复杂，内心的自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简单地说，是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反侠。
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金庸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儒到道，从道再到佛，越到后来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渗透就越明显。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也讲因果，讲悲悯，讲化境。这些都使金庸的“侠义”包涵了更深厚更宽广的内容。
大智慧之后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断然宣布封笔从此大侠弃剑回家园，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历史小说家董千里先生曾经自告奋勇，代表读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灯重开宴，向自己挑战。”
但金庸已经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说他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人物、笔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复已写过的小说。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有些读者也很明白，“然而我们却要感谢董千里先生的盛意，正如那尊米诺的维纳斯，假如不是断臂，那么她的手放在哪里是好呢？”（刘新风语）
沈君山先生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洒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特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什么武功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摸拐骗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欲，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确实如此，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回味一下，就会发现，对《鹿鼎记》，虽然每个人可以各说己见，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有共鸣的，那就是：无论拿起金庸其他十三部小说中的任何一部，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像仅仅是长途旅行中的一站，停停歇歇的还得走下去，前方还有更美妙的景观。必得走到《鹿鼎记》，才算是到达了最后的停泊地，或者最起码也是“本次列车终点站”。
正如有读者详述的：在读《射雕英雄传》时，对郭靖和黄蓉的一切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都有兴趣。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风采依然，黄蓉也未如贾宝玉所嘲的那样：
女人出嫁前都是无价宝珠，嫁人生子后却成了鱼眼睛。但因杨过与小龙女的出场，便不再对他俩生关切之意了。再读《笑傲江湖》，亦凡事为令狐冲所感伤，但读完即止。其他的作品均如是，读时读者恨不得以己身投入，读毕便也能及时抽身。唯有到了韦小宝这里，“斯人已杳，魂魄仍在”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郭靖等人应办而未办或没办成之事，韦小宝未必真的去办，却也许在空气中或读者的心目中办成了。恰恰是应了那句诗：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英雄到无赖，从伟人到小丑，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金庸在武侠小说世界也画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句号。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
身份越来越低，
武功越来越差……
金庸的小说，都有一个男主角，当然，《天龙八部》是例外，有几个男主角。
每一个男主角都显示着某种理想。但是，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金庸的“理想”呈现出急剧的变化，从中可以体味到他对人性，对于历史的审视与深入。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出身书香门第，又从小跟着高人习武，文武双全，才貌俱佳，无疑在客观条件上，可称得上典型的白马王子。陈家洛的民族主义意识极强，他的所谓雄心壮志、伟大抱负，就是要夺取满人江山，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围绕此事而运转的。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思想极其浓厚，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家国为重。为了完成所谓的“大业”，他甚至将自己钟爱的香香公主送去讨好乾隆，这类的“壮举”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袁承志是名将之后，出身高贵，天赋聪颖，又得到异人的指导，成就了一身超人的武功。他喜欢装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后发制人。在这个人物身上，金庸写到了他脆弱的一面。这比陈家洛有所进步，已经注意到英雄人物不一定要十全十美。袁承志喜欢温青青，这使倪匡十分不解，他说：“温青青这样的女人，见到了若不转头便逃，一定大难临头。”所以，在他看来袁承志只能算中下人物。
紧接着，《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中的胡氏父子出场。此时，金庸再次突破自己，把主角从正面人物写成灰色的人物，更耐人寻味。他们父子二人都是只用行为为自己的人格求证之人。胡一刀豪迈绝伦，鲜有比拟。他和苗人凤生死相拚，而又惺惺相惜，真能传颂千古。胡斐行事神出鬼没，甚是神秘。他的武功，靠他的家传刀谱外，便是不断自学，通过艰苦磨炼，而成为一代高手。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漠视世俗的环境，孤高自信，宁折而不屈。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其中的主人公郭靖也深得一般中国读者的喜爱。他善良忠厚、坚豪勇敢、勤奋刻苦，练就了一身卓绝的武功。他的一生，几乎毫无缺点，是君子，甚至可以说是“圣人”：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贞，对朋友义，对子女爱。他不仅是武林豪杰，而且尽忠报国、保卫社稷，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似乎与郭靖形成对比。他的名字是郭靖所取，有改过之意，因为他的父亲杨康不是好人。在杨过身上，洋溢着独来独往的自由精神，他的一生，是充满反抗的一生。他的童年与少年，都是在极冷漠的环境中度过，直到遇见孙婆婆，才知道什么叫人类的温情。他后来一直与小龙女携手反抗压力，演出了一段惊世奇情。
杨过之后，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及《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一个个愈见悲剧性格，一个个更显身世坎坷。张无忌是武当传人之子，应当说是普通人。他亲眼目睹父母双双自杀，成为一名孤儿。令狐冲的身世更为悲惨，无父无母，自小没有亲人。
这两人都是从平常武功因际遇而得到非常武功，也常常濒临死亡边缘，或陷入感情危机，苟延残喘，奋力求生。与前面的几部小说相比，男主角那种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气势，减弱了很多。
最后的《鹿鼎记》，金庸索性将男主角的身份降至一个“婊子养”的小杂种。韦小宝在妓院中长大，耳濡目染的当然不会是什么仁义道德，而是市井无赖的狡狯、奸诈、好色等等。但是，这个不学无术、毫无功夫的小宝，从皇帝到反贼，都与他称兄道弟，关系好得不能再好，而那些美女又一个一个地投怀送抱。真不知这小子修了哪辈子的福，又练就了什么本事。
总的来说，金庸笔下的男主角，身份越来越低，武功越来越差，一直到毫无武功。
这是否与金庸对生活的感悟有关？让我们看看金庸自己的说法：
“这大概是有一点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境界就是淡忘，无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
因此这些人的武功自然越来越平凡，英雄色彩也越来越淡薄，命运更是越来越失意了。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中，陈家洛外表温文，但内心抑郁；乔峰豪迈，但不解风情；袁承志山野草夫，郭靖忠厚鲁钝；胡斐苦难孤独，令狐冲落拓不羁；石破天单纯，狄云正直，张无忌随和，虚竹拘泥，韦小宝狡黠；俊美的只有杨过，潇洒的只有段誉。但段誉之潇洒，在于不通世务，是个出世人物，而非浊世公子。杨过早期，每每不忘父仇，机心处处，亦不见得如何倜傥磊落。说到造型之美，反而不及一把年纪的丁春秘那大袖飘飘、鹤发童颜的神仙姿态，亦不极道貌岸然、宝相庄严的和尚鸠摩智。但这些男主角，总有一股叫人感到亲切、景仰、乐于接近的气质。这种气质，使读者不期然中引起共鸣，觉得主人翁可亲可近，仿如朋友，甚而将小说中的非常理的情节，也全盘接受。
这些男主角都堪称英雄。即使是韦小宝，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不承认这小子干出了一番“英雄”才能干出的“大业”。
但，哪一个人最为出色呢？
在倪匡笔下，被称为“绝顶人物”的只有杨过、令狐冲、乔峰、韦小宝四人。但另有人认为杨过英雄感不强，令狐冲自怜自伤，更无英雄气概，至于韦小宝，流氓习气十足，焉能称英雄。没有太多争议的是乔峰。
乔峰在小说中如此出场：
西首座上的一条大汉回过头来，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在他脸上转了两转。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梧，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
乔峰的遭遇极为悲苦，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一个悲剧人物。且看倪匡对他的赞叹：
“若论意气之豪迈，行事之光明，胸襟之开阔，惟有乔峰。乔峰堪称是人中之龙，而且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来看去是一个假人；乔峰完美，看来看去，总是一条凛凛大汉，就在你的面前。”
但正是这个乔峰，“又有武功，又正直，天下无敌，必然到最后正因为他受人钦佩喜爱的个性走上悲剧的道路。”（沈君山语）
金庸写乔峰，似乎完全摆脱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民族意识。乔峰是契丹人，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人的品性与种族是没有关系的，汉族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异族中亦然。汉人皇帝如果昏庸无能，难道就因为他是汉人，我们也要拥戴他么？
金庸说他最喜爱的男主角是杨过和乔峰，对他们寄予的同情最多。
那么，谁是第一位大英雄？大概每一位读者都会有他（她）自己心目中的人选。
金庸写了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大侠小侠，千人千面，但仔细琢磨，仍能看出一点程式，一点门道。
金庸自言他最喜欢写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因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因此，这些男主角不论相貌如何，出身如何，大抵天性仁厚，或傲骨多情。而最主要的，他们都是在重重夹缝中做人，身处重重矛盾之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受尽了屈辱但都能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尊严。
乔峰当然是典型，他是辽人，却由汉人养大，血缘之爱，养育之恩，两者不能丢弃，但在两个民族的残忍争斗中，他又如何能够平衡自己的情感，当然只能以自杀来了结。
张无忌的出身更是一个象征，他的父亲乃武当门人，公认的正派，而他的母亲则是邪教教主的女儿，公认的邪派。他经历了痛苦的历程，得到的结局比较圆满，最后化解了双方的恩怨。
郭靖也有这类似的困境，几乎和乔峰相同，成吉思汗于他有恩，要他归顺元朝，甚至以他母亲的生命来要挟。但郭靖内心冲突较少，他很快就坚定地以民族大义为重，摆脱了个人恩怨的纠葛。
韦小宝也处于夹逢中，不过，这小子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令人深思的是，他最后也是郁郁不乐，宁愿隐遁荒岛。
其他像杨过、令狐冲等，都是在这种左右为难之中生存下来的。人生的各种矛盾，在这些男主角身上体现得相当全面，常常令人感到生存的无奈与尴尬，苦恼和辛酸。
另外，这些男主角总是历尽磨难，常常面临死亡大祸，杀身大劫，而最终又能化险为夷。
郭靖自小就差点为铜尸铁尸所害，出道不久便屡受追杀，九死一生。杨过一出场便惹上李莫愁银针之毒，后来又中了情花之毒，逼得吃下断肠草。张无忌尚在孩提时代，就被玄冥二老印了一掌，差点丧命，长期笼罩在死亡阴影下。令狐冲救仪琳，重伤几乎不治，后来又被乱七八糟的真气所伤，一路哼哼卿卿，半条人命。
这些英雄豪杰，在未成名前，都要倒霉透顶，坎坷得不行。金庸大概深谙孟老夫子：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真谛。
还有一个程式化的处理，就是男主角必定会莫名其妙地遇到奇事奇人，或者莫名其妙地得到绝世武功。
郭靖既蒙江南七怪收录为徒，又得洪七公垂青，还与周伯通结下忘年交。胡斐先遇上赵半山，又与苗人凤交手。袁承志得穆人清为师后，再遇上木桑道人，得金蛇遗功。
令狐冲则先得前辈高手风清扬剑术真传，后来又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获得任我行的盖世内功。段誉这个本来一点武功也不会的混小子，也莫名其妙地遇到石洞里的“神仙姐姐”
之类。虚竹原来不过一个小和尚，还是打杂的，却成了当世第一神医和一流武术高手，堂堂大国的驸马爷。小叫化石破天也是，先是糊里糊涂地被谢烟客传授了一身内功，最后又糊里糊涂地破译了侠客岛上的绝世武功，成了武林第一人。至于杨过则更神了，先遇郭靖大侠，随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连老顽童都与他有不寻常的关系，尤其神奇的是遇到大神雕，真是匪夷所思。当然，遇到贵人奇事最多的，还数韦小宝。
这些奇遇记就构成了金庸小说传奇色彩浓厚，情节生动复杂的主线。
这些男主角还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的桃花运都不错。一般而言，每位英雄，都有两个以上的美人苦苦相恋。从郭靖到韦小宝，他们的烦恼不在于得不到女人的爱，而在于如何摆脱这些烦人的爱。
这些情节看得男读者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仿佛白日梦成真。而一些女性读者，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则大不以为然：难道我们女人就那么贱？这当然与贱不贱毫无关系。
不过，金庸为什么将男主角的爱情模式处理成这个样子，总是美人爱英雄，而不是英雄救美人、追美人，倒是值得探讨的。
香港才女林燕妮曾有奇文一篇，名为《金庸武侠小说男主角用法》，以女性的目光来品评金庸的男英雄，自有一番不同见地：
我会挑来做丈夫的，始终是郭靖。虽然倪匡嫌他蠢，又拒绝把他列为上、中、下等的任何一等，而以‘无可置评’言之，我却认为郭靖是最佳丈夫人选。因为他一不会看别的女人，二不会说谎，三不会行差踏错，四又武功超卓，既不会背着我作怪，亦可以处处保护我，又肯听老婆话，还容易被老婆骗倒，放在家里，十分之有安全感。
我最心爱的人，当然是杨过，不过此人不可以当丈夫，一旦叫他扮了丈夫的角色，便没有浪漫可言。我会要他做一生娶不到我，但却一生爱我的人。这个人一定要在我婚前认识，不然便显不出他的悲苦、反叛和一往情深。
段正淳这到处留情、甜言蜜语的家伙，我会要他做婚后情人，隔两年见一见，荡气回肠一番。不过，此人不可当作固定情人，不然会被他的拈花惹草气死。
段誉我也喜欢，这人心地又好又殷勤，做女人跟班最适宜，又因他纵使痴情吃醋，也从不骚扰对方，心中无恨，温善可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最佳。
我并不贪心，金庸笔下诸大侠，我只挑这四个，各有用途，妥当之至。 金庸的小说，
写尽了人生的浮华，
也写尽了人生的虚空。
《天龙八部》的回目集起来，是这样的一首词：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算
且自逍遥没谁管
奈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
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
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
梦里真语真幻
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
胡涂醉 情长计短
解不了 名缰系嗔贪
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
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都寄寓着如此的感叹。
还是虚竹小和尚说得好：
“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大燕不复国是空，复国亦是空。”
《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最终悟得：
“师父是空，****是空，无罪无业，无德无功。”
有人评论，金庸的小说中正义固然得以伸张，但伸张后只剩下空虚，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
如果说金庸的小说，写尽了人生的“虚空”两字，是并不过分的。他小说的焦点都是争夺和仇杀，围绕着武林秘笈、金银财宝、名誉权位，一大帮人争个你死我活，但到最后，谁都不是赢家。
《白马啸西风》，争夺一张高昌古国迷宫的地图。
《鸳鸯刀》，争夺一对刻着“仁者无敌”的利器。
《书剑恩仇录》，争夺帝位，满汉两族争得不亦乐乎。
《碧血剑》，争夺金蛇秘笈及徐达府的宝藏。
《射雕英雄传》，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争夺江山；武林高手云集江湖，争夺《九阴真经》。
《神雕侠侣》中争的是情。
《连城诀》，争夺连城诀及江陵天宁寺内的金佛宝藏。
《雪山飞狐》，争夺天龙门宝刀及冰窟宝藏。
《飞狐外传》，田、苗、胡、范四家连环仇杀。
《倚天屠龙记》，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蒙汉争霸天下。
《天龙八部》，辽、汉、慕容氏争霸中原，萧氏复仇。
《笑傲江湖》，争夺辟邪剑谱及五岳盟主之位。
《鹿鼎记》，争夺四十二章经内宝藏，汉、满、蒙、藏民族大决战。
对一般的人而言，最大的向往是“利”。在金庸作品中，有许多因财宝引起的纠葛和矛盾，尤其是最初的几篇小说中，人物的行动都是围绕着传说中上代遗留下来的巨大宝藏而斗争。后来的几本书，夺宝的情节不再出现，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又出现了争夺满人龙脉宝藏的情节。
至于武功秘笈，对于一般人没有什么用，但在武侠世界，则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梦想得到这些秘笈从而一朝称霸武林，号令天下。与秘笈相关的东西是神奇的武器，如刀、剑、匕首之类。《射雕英雄传》是争夺武功秘笈的典型，《倚天屠龙记》是争夺神奇武器的代表作。
另外一些人则看重权位。有了权力，就有财富；有了王位，就会有武林高手为他效劳。例如在明教中，一登教主之位，能人之辈，如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护法，还有所有邪派黑道高手，从帮主到小喽罗都甘受驱使。所以名位之争，对野心家而言，吸引力最大。
金庸的小说，大多涉及到名位的争夺。小规模的，是掌门之争、帮主之争，大规模的当然是所谓正邪两派和武林盟主之争，最大的莫过于江山帝位之争了。不论大规模小规模的争斗，都是异常激烈，血腥味十足。
同门相争正宗，《天龙八部》中有东宗之争，《笑傲江湖》华山派有剑宗气宗之争。
虽然均为同门，但相争之时也绝不留情，见面即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都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谓之“清理门户”。
帮主、掌门之争，争斗手段残酷，和与死敌相斗时是不遑多让的。争夺掌门之位，杀戮之狠又以全真派为最。全真派王重阳为祖师，二代掌门马钰，至第三代，人才鼎盛，掌门悬而未决。按理应是尹志平继位，但赵志敬觊觎大位，借着蒙古人的势力，将异己全部清除，斩草除根，残忍之极。
丐帮的帮主之争，在几部小说中都有反映。丐帮自洪七公、黄蓉之后，后继无人。
霍都王子曾化妆何师我入帮，企图夺取帮主之位，但终于败露。野心家陈友谅也曾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人冒充帮主史火龙，最后也失败。
教主之争，最深谋远虑的是任我行和东方不败。后者早有不臣之心，前者将计就计。
最后二人难免当面一战，结果东方不败身死，而任我行也被刺瞎一目。两人争夺教主之位，祸及下属，非我一派，立遭诛杀，绝无妥协之处，残酷冷血。
还有左冷禅、岳不群五岳盟主之争，旷日持久，阴险狡诈，手段狠辣。一个是处心积虑早有野心，蛊惑人众，暗中使坏；一个是假冒为善，见机下手，毫不留情，决不手软，甚至要将别派赶尽杀绝。
武林至尊之争也是代代不息的。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华山比剑，历时二十五年，非要决出个胜负来，以便当上大哥大，号令一统江湖。什么正派、邪教，白道、黑道，总要打个你死我活，杀个天昏地暗，为了所谓武林正统、武功正宗争执不休。
更有民族之间的仇杀，江山国土的争夺，更是惨烈非常，生灵涂炭，百姓遭殃，血流天下，延绵数百年而不绝。
金庸对于这种种争战的刻画和描绘，表现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对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感悟，也反映出他对这一切的批判和厌恶。
即使在刀光剑影当中，在生命悬于一系之际，读者也不难体会到金庸对于人类宽厚同情的心灵。看出那种对世俗、对竞争的厌倦和无奈。所以，就有刘正风的“金盆洗手”，宣告退出江湖；江南四友藏身梅庄，与琴棋书画为伴；还有谢逊的自我流放荒岛，誓死不回中原；南帝的佛影青灯，与世无争；……
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怎样的开篇，经过什么历程，金庸作品中主人公的结局大多是归隐。
其实，所有的征兆都表明，金庸总归要走到这一步来的。
那个古老的中国，似乎是悬在侠客们的那一柄银光闪亮的长剑上，和由这长剑反映日月所摇起的浮光掠影的玄思中。屈身在武侠的历史中，某些人生态度便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到，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
金庸说，“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所以，金庸给了他的人物两种选择，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隐逸，没有第三种选择可作人生的缓冲。
多么决绝的态度。
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开始，他的作品就是以悲剧收场的，无论是陈家洛等红花会英雄的抗清大计，还是陈家洛本人的儿女私情，均以悲剧告终。而小说又通过陈家洛的悲剧性格及其具体的爱情悲剧与事业悲剧，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悲剧。红花会英雄试图通过换一个汉族皇帝，乃至通过同一皇帝换一套汉族服装，便以为是抗清大计的完成，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本质毫无认识，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毫无反抗。这就决定了这一干英雄人物的失败及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辉煌，他不知圆了多少人的英雄梦。几乎金庸笔下所有英雄的影子和美德，在他的身上都能找到。但这样的英雄必须死。他首先不能见容于汉家武林，因为他有契丹血统，他只能在必须杀人或者自杀之中选择一个。
世道有时候就是这般不平！
人有时候就是那样混账！
于是，乔峰一咬银牙，选择了“掌心一翻，把匕首送进了胸膛”这一条路，死在父亲当年被汉家武林无辜相逼而跳崖的附近。他父亲碰巧没有死，活过来了，然而乔峰能吗？当然不能。
乔峰的悲剧是那种命运的悲剧，是因自己内心产生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一种无法分别是非，无法分辨善恶的无可奈何的冲突所造成的希腊式的悲剧。（沈君山语）
万念俱灰之后，过去的侠士们往往于悲怆中追寻和营造了一个精神家园，那就是隐逸。
金庸的作品中明显区分出两大生活方式，便是忙于世与隐于世。在他笔下，年轻的主人公都曾经“有为”过，他们总是在尘世中先忙上好一阵子，到了很后头才找到通往佳境的一条门径。而年高有成之人，已经固定其生活方式，凡事能处得其主，很少受到外界干扰，他们现身的形式，通常是归隐。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专利，年轻的年老的最终都会殊途同归，这就是造化弄人了。
不是吗？《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他的内心总是向往自然、平和与无为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被环境、形势所逼，万事之来，往往顺其自然而不愿拂逆旁人之意，往往宁可舍己从人。他之习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小昭之造成；任明教教主既是迫于形势，亦是杨逍、殷野王等动之以情；与周芷若订婚是奉谢逊之命，不与芷若拜堂又是为赵敏所逼；……若非最后一“死”（没有死成），他会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网中窒息。这固然也因了他本身性格的不够明朗，不够坚执。
其他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又如何呢？且不说郭靖无意于华山论剑，但却成了公认的武林盟主。即便是《侠客行》中那位被叫做“狗杂种”的小叫化，他也万万想不到居然因偶然能得到“玄铁之令”的机缘，随之即有武林怪杰摩天崖谢烟客可供驱策。小叫化没有登堂入室的奢望，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然而后来却又因目不识丁而致心智上的“无著”、“无住”、“无作”、“无愿”，一举破解侠客岛上的《太玄经》，并就此练成神功。他对生活可说是毫无非份之想，一向是无人陪他捉迷藏玩泥沙的，但是却在莫名其妙之中，成了江湖大帮会长乐帮的帮主石破天，身边帮众如云。而且小叫化还未来得及认真去想想“我是谁”时，却又成了大侠石清夫妇的次子石中玉。作为一个一下子是“狗杂种”，一下子是“小叫化”；一下子当了“石破天”，一下子成为“大粽子”；一下子被人称作“史亿刀”，一下子又变成“石中坚”的人，面对或低贱或尊贵的身份，他都不乐于那些阴差阳错的鸿运巧合。然而面对众人异口同声地强加于他的一切，他也只能无可奈何，有口难辩。
“对于真的东西，你不能不怀疑，你又不能不信奉，这也许就是离奇古怪的生活对人所进行的异化吧？金庸似乎意在告诉我们，你如果想去适应社会，那么你最好是先去怀疑自己。”（刘新风语）
这就是东方神秘思想的启悟吗？武侠们一旦走到了这种境地，冲突或者挫折，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
金庸是希望如此的，在和朋友谈话时他提到：“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讲法了。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完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脱于自己的法律，也就是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谈成了茫然。”
既然造化弄人，茫然无措，因此《碧血剑》里袁承志在历经种种曲折之后，发现了清朝新主皇太极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道德沦丧，穷凶极恶，相反却是精明强干，颇有顺天爱民之识。又见到崇祯皇帝虽刚愎可恶，糊涂可恨，但却也是满腹苦闷两鬓早衰，殊无为人君之乐。反而自己义无反顾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龙位，做了大顺皇帝后，不思进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致使根基不稳，龙椅还没坐暖，便被清军所败。
赶出北京后，更是兵败如山倒，一发不可收拾。面对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懒，空负安邦之志，遂吟去国之调，远走海外，到荒岛上去创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实应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且不说衡山派掌门人刘正风想与日月教中的曲洋长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丧命亡家之因由。他的“笑傲江湖”的梦想，只能是他内心的一种渴望，不可能见容于江湖间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斗争的漩涡。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庄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然而却终究无法做到，遂以身殉，其悲可感。即便是令狐冲和任盈盈经历了许多周折，最后终于结成了夫妻，从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种“良好的心愿”而已，世上岳不群之流的人物太多，而令狐冲是斗不过他们的，唯有逃逸。
只是我们担心，在那种政治斗争、政治体制以及由此组成的“泛政治社会”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这种时时处处人人事事皆是政治、斗争、阴谋、迫害的情境之中，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寻找过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干净地方？
但是，除了死，就唯有这条路了，金庸只得继续让他的人物退隐下去。在他还未封笔之前，越女阿青为了爱情一隐再隐，留下了一套越女剑法和“西施捧心”这一最美丽、最令人难忘的形象。狄云在经历了不可思议，不可胜数的磨难与欺凌之后，带着初恋情人的遗孤，心灰意懒地来到荒芜人烟的宁静雪谷，和也被别人弃若敝履的水笙一起，开创自己的“理想福地”。杨过在俗世中尽了应尽的义务后，也携着小龙女，到他们曾经憧憬过的天长暖、花长开、叶长绿的地方生儿育女去了。头衔多得不得了的韦小宝，饶是他如何随机应变，滑头无比，忠义不能两全仍然逼得他无所适从，只能横下一条心，弃官退隐，告“老”还乡，从此不知所终……
细数一下，我们才惊觉，金庸的十四部作品，占半数之强的结局，都是或暗或明往“归隐”一途走去的。兜兜转转，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最本质的地方来了：从儒到道到佛。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也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他们必须依附于君权，方始能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必须在君王的关照之下，才能汇聚成可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团。这就使得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既不得不参政，又在君王的统治下失去参政前的原初意向。他们只能扮演着上情下达，经邦治世的角色。叵遇明主，他们就做了许多好事；若遇昏君，他们一样遭人诟骂。
但实际上，他们与民众又常常是脱节的，难以沟通的，故有“君子”与“小人”之别。这就使得士大夫们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阙”。不得起用时，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红尘，甚至看破生死，达到某种十分接近宗教意识的通达解脱。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总是恪守这样一个既定的信条：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张力与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纠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风。所以，他才不时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扬己，天马行空，孤芳自赏，“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许，他那种诗人气质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试问，作为君主的楚怀王何以非要听从下臣的教导呢？屈原所言之“来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负地告诉世人，他比别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吗？
金庸在《鹿鼎记》里也写到韦小宝和康熙的关系，但描写的却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发生的故事：统治者的儒雅风流与被统治者的鄙陋无文，统治者的伪善守礼与被统治者的赤裸无耻，统治者的虚荣与被统治者的阿谀，乃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与被统治者的“自我保护”及“寻求倚赖”的需要之间，……显然有一种极为微妙而又隐秘的渠道相通。这二者合而为一，当然就能建功立业，所向披靡。
试想想，若是把韦小宝这个角色换成是一个知识分子，还会有这本“传奇的历史”，“历史的传奇”出现吗？因此，屈原只能满怀悲愤自沉汨罗江，而韦小宝得意洋洋地当上了通吃侯。
与屈原不同的诸葛亮，则是先“不遇”而隐居卧龙，以后得刘备三顾茅庐出隆中而成大业。“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人臣之师，万世之表。然而，若是没有刘皇叔之三顾，或出山后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后，明主又一时昏聩听信谗言，疏远了孔明，则孔明能“风夜忧叹，恐托付不效”吗？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优点和弱点可见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励进取，鼓舞奋进的最大精神动力。
金庸从“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写到“反侠”，从“江山”
写到“江湖”，就是想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窠穴，而还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识分子代代都有，但变肉体的“自天”为精神的“天放”也逐渐流行起来。
天然放浪，远离尘俗，陶渊明最有代表性。当他意识到“误落尘网”后，便掉转头来，“守拙归园田。”在家乡，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毕竟家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且还常携带僮仆游山玩水，酒足饭饱，比起一般农民樵夫不知强了多少倍。所以诵诗作画，抚琴对奕，不脱文人之雅兴。
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却又问何时显“金刚怒目”相呢？毕竟心中念着的还是“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而后来的苏东坡，同样也是个十分矛盾的具有双重性格的文人。他既钦慕屈子、孔明、陆蛰等经世济时之风云人物，又酷爱陶潜、谢灵运、王维这样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赏隐士之逸趣。故而一时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显露出正宗的儒家风范；一时又有感于“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发出了“吾生寄如耳”之类低沉的咏叹。后世文人，大抵都有着这样的作风心态。
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得意者，还是“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过在进取与隐逸中选择自身价值的痛苦磨炼和抉断，有时还是反反复复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统思想，大济苍生等等，在历史的沉积层中已根深叶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责任感；另方面，庄与禅的变通、圆融，又是他们逃避精神烦恼，摆脱内外交困之心灵压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济大下”与“独善其身”不仅是互补的，而且是文人心态的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如不“独善”就谈不上“兼济”，而无“兼济”则“独善”也不痛快。正所谓“进亦忧，退亦忧”。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则进与退原本并无质的差别。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由心生，若悟真性，即无所住，无所住心，即是智慧。”这样就“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了。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是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
稍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小说在中国起源于神话传说、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等等；而在西方，小说则直接源于古希腊的史诗和神话。
但不管中西小说的差异如何之大，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起源于神话传说，因而也都具有传奇这一基本特性。
然而，小说自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现代，其固有的传奇色彩逐渐丧失殆尽了。
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物欲和追逐名利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虚空和情感钝化的时代。
所以，里尔克有诗云：
我没有情侣，
没有房屋，
在我活着的地方没有位置，
我被捆缚在所有的物上，
这些物膨胀着把我吞噬。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麻木、被动地顺应或承受，这无可厚非，当然，你也可以不甘示弱，不甘奴化，在艺术中再寻找一种支撑与力量，以作对现世的抗拒和否定。
已经有人这样做。
越来越多的人将这样做。
这样的智慧不一定只属于思想家，在金庸的笔下我们也经常见到这种智者。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他努力地从民众中汲取着健康的力量；为自己的性情所决定，他又偏爱着一种精神的安宁与充实。
流泻在金庸手底笔下的，有不少是具古典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对至美境界的礼赞，对精神自足的追求，极合漂泊四海的中国人的心：不是自欺欺人的粉饰现实，而是返璞归真，在人间寻求真善美，同时也完善自己。
世界上是有各种各样的活法的。
直面惨淡的人生，是一种活法；
走进象牙之塔，是另一种活法。
过去的文学作品赋予我们太多的经验和历史，太多的智慧和情感，太多的思虑和忧伤，而今天的文学却缺少了激情与理想，缺少批判与深刻，缺少雄浑与启迪。在经历了种种困惑之后，心灵的思考指向筛滤了一切纷陈繁杂的具体人生后，对生命对自由和自觉的渴望。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金庸。
于是，在一片世俗的喧嚣中，执意要从文学中寻觅诗意的人们，发现他们还能拥有一片宁静的天地——这里有童话，有童心，有武林掌故，有侠士风度，有古典情怀……
金庸把一种倨傲不凡，金玦玉砾的风度与气质，写得入木三分：追求富贵，终达对富贵的超越；追求功名，终达对功名的遗忘；追求显赫，终达对恬谈的退守……萦绕在他笔下纸上的不少都是这般早已失传的儒道风范。
真好，尽管少了点关于终极价值的话题，但这儿有着喧嚣攻不破的平和与自在，还有一种陶渊明式的风情。是的，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之后，这个时代还需要诗意。
金庸让许多人寻找到丢失已久的中国魂。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读者心目中“中国之魂”的最好的载体。所以，它一发表，便真正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
它倒不一定是金庸最好的作品，但却是金庸最重要的作品。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别称《大漠英雄传》的时候，曾在台湾受禁，引起众目所瞩。
也不仅仅是因为它里面写到的人物有个性，情节很精彩，文字最漂亮。
这些当然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中充溢着“有所担当，敢于担当”的风骨。
铁肩担道义，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质，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
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借着气势磅礴的《射雕英雄传》，尽情抒发，倾诉无遗。
故事由南宋中叶之后的历史为背景，那正好是一个“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时代。
由这样的历史舞台烘托出来的武侠小说，除了丧国之耻、乱世之忧，更多的是英雄之举和爱国之心。
小说一开章就破题：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晚带鸦。
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虽然，民间志士意气风发，时时渴望效命疆场，收复故土，但当权者却持偏安自守的心态，奴颜婢膝事敌。风云儿女只落得义愤填膺，有泪如倾。
最后的那首诗云：
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
无人争晚渡，残月下寒沙。
哪一个字不撒上了滴滴英雄泪。
一部武侠小说借引那么多历史上英风雄烈的文事武功与雄韬伟略，蔚为壮观，看起来是很“出位”的。但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这部《射雕英雄传》格外受欢迎，并从而显出它的意义非凡。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虽然敌国兵事难测，朝廷争斗不已，连岳飞也遭了令天下英雄扼腕的大灾，但江湖草莽中的豪杰依然侠气纵横，龙腾虎跃，为国为民而时刻奔忙。
不奢望能建功立业，但不能缺少那同仇敌忾之心，不能不行那驱逐胡虏之事。
最难得的是忧国忧民的心怀，大仁大度大勇的胸襟。
以天下百姓为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孔子当年反复强调的人生坐标，也是中国传统儒家大侠的最高思想境界。《射雕英雄传》从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其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抒写了真正的英雄侠士的高风亮节。
谁配得上称英雄？
英雄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成吉思汗当然认为自己是大英雄。
他骑着骏马，傲目四顾，踌躇意满之心顿生，不由得就向郭靖夸口：
“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但郭靖却不以为然，朗声道：
“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下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
因为郭靖心目中的英雄跟成吉思汗心目中的英雄是大相径庭的。郭靖的英雄概念是：
“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一生自负，但此时也被郭靖的“英雄概念”弄得难以辩驳，回首前瞻，勒马环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
作品在结尾中写到：
“当晚成吉思汗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
这当然是金庸的想当然矣，你可以把它看作纯是小说家之言。“只识弯弓射大雕”
的成吉思汗，会不会那么多愁善感，那真是天晓得了。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中窥见金庸的历史观与英雄观。
除了成吉思汗之外，江湖上的一流高手铁掌水上漂裘千仞也是被“英雄”一词以及词中之义逼得无地自容的人。
不过，这一次点醒他的是另一个大仁大勇的人——洪七公。
洪七公是当时与东邪、西毒、南帝齐名的北丐，他们武功超群，在江湖上名堂响当当。但东邪黄药师行为怪僻，虽然出自愤世嫉俗，心中实有难言之痛，但自行其是，从来不为人着想，人所不取。西毒欧阳锋作恶多端，邪魔外道，那是人神共厌。南帝段皇爷慈和宽厚，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但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隐居，亦算不得大仁大勇之人。只有北丐洪七公带领丐帮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才是当今武林的第一人。
是以当这位武林第一人去训斥裘千仞，裘千仞才会如醍醐灌顶，羞愧莫名，恨不得一死了之。
洪七公又道：“裘千仞，你铁掌帮上任帮主上官剑南何等英雄，一生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你师父又何尝不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子？你接你师父当了帮主，却去与金人勾结，通敌卖国，死了有何面目去见上官帮主和你师父？你上得华山来，妄想争那武功天下第一的荣号，莫说你武功未必能独魁群雄，纵然是当世无敌，天下英雄能服你这卖国奸徒么？”
这番话只把裘千仞听得如痴如呆，数十年来往事，一一涌上心头。想起师父素日的教诲，后来接任铁掌帮帮主，师父在病榻上传授帮规遗训，谆谆告诫该当如何爱国爱民，哪知自己年岁渐长，武功渐强，越来越与本帮当日忠义报国，杀敌御侮的宗旨相违。陷溺渐深，帮众流品日滥，忠义之辈洁身引去，奸恶之徒蠡聚群集，竟把大好一个铁掌帮变成了藏污纳垢，为非作歹的盗窟邪薮。一抬头，只见明月在天，低下头来，见洪七公一对眸子凛然生威的盯住自己，猛然间天良发现，但觉一生行事，无一而非伤天害理，不禁全身冷汗如雨，叹道：“洪七公，你教训得是。”转过身来，纵身便往崖下跳去。
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威武骁勇如成吉思汗，依然为人诟病；武功高强如裘千仞，甚至连革心洗面的机会都难寻。
真正的英雄又是不那么难当的，只要你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一生行侠仗义，勉力为之，即使暂时正不压邪，人们也会给你竖起大拇指，谓：真大英雄也。
这看似矛盾而悖理的结论，正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给人最大的启思。
《射雕英雄传》的整个故事架构根本就是“华山论剑更论英雄”。
大漠只不过是虚写，华山才是实写。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老顽童，全真七子，江南七怪，黑风双煞，以及东邪门人，渔樵耕读，还有这个帮，那个帮，一干人等，或正或邪，或善或恶，或痴或怪，等而下之，全是为了华山论剑而聚到一起。不是冤家不聚头也好，英雄惜英雄也好，最后的歌与叹笑与哭都凝结在华山之巅。
华山在五岳中称为西岳。天下名山之中，数它最为奇险无比，也数它最多激动人心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话说一位陈抟老祖，生于唐末，中历梁唐晋汉周五代，每闻换朝改姓，总是愀然不乐，闭门高卧。世间传他一睡经年，其实只是他忧心天下纷扰，百姓受苦，不愿出门，及闻宋太祖登基，却哈哈大笑，欢喜得从驴背上掉下来，说道天下从此太平了。宋太祖果然仁厚爱民，天下百姓确实休养生息了一阵子。
华山就是在这时候，成为陈抟老祖与宋太祖两人的赌注。他们两人在赌棋亭上奔棋，宋太祖赌输了，从此华山上的土地就不须缴纳钱粮。本来就是一座名山，现在更为声名大噪，竟成了心忧天下者之所居。
但金庸不大喜欢这个故事，他借书中人物之口，批评了陈抟老祖虽是高人，但为忧世而袖手高卧，却并非仁人侠士的行径。
所以，他自己另辟躁径，重构了一个充满着侠义之气、豪迈之情的华山故事。
这里面，有着高大完美的理想人格的典范：他们是以国家、民族等大义的利益为本位的，他们的事业、目标，正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他们不一定是当世第一高手，但他们的人品气度及言行举止，一定会为天下人钦佩。
华山论剑论的不仅是剑，论的还是人品。
华山在此其时也，就如一座大熔炉，多少豪杰都从中沥炼。
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孰先优后劣，孰先低后高，华山之巅一一数分明。
始是华山论剑，终还是华山论剑，两回华山论剑，都造就了一批英雄豪杰。但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一回的华山论剑，才是《射雕英雄传》的主要题旨。
虽然上一次华山论剑的侠烈肝胆，遗风不绝于缕，但毕竟是“俱往矣，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始自华山论剑第二回合。
自古名山出英雄，华山与侠士，在金庸的笔下可谓是相得益彰，相互辉映。 因为巧而真，
她被称为解语花。
西谚说：上帝是公平的。
但在杨康、欧阳克等看来，上帝一定是偏心的。不是吗？资质那么鲁钝的郭靖，却偏偏使黄蓉一见钟情而至此不渝。
黄蓉是那样的聪明机智，慧心秀口，若论家学教养、武功文才无一不远远超过郭靖，却偏偏对他一往情深。饶是欧阳克在旁边如何风流潇洒，殷勤多情，就是正眼儿也不瞧他一下，让他酸溜溜地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当然，看到末尾，读者也就明白谁是牛粪了。郭靖的人品胸襟，决定了他能拙胜巧，愚胜智，最后终于走上华山论剑的大侠之路。欧阳克算个什么呢？
黄蓉之看中郭靖，才是真正的慧眼识英雄。
他们的结合，不仅表现了金庸的人格理想，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的爱情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庸作品中描写到的所有的情侣和夫妻中，郭靖与黄蓉是最幸福，最圆满的一对，堪称天下有情人的典范。相信大部分读者也会祝他们为天造地设的一双。
黄蓉因父亲狠责了几句，离家出走扮作假小子，遇到郭靖，自然而然地从友情升华成爱情。据小说中说：
初时她……原是将心中对父亲的怨气出在郭靖头上。哪知他浑不在意，言谈投机，一见如故，竟然便解衣赠马，关切备至。她正凄苦寂寞，蒙他如此坦诚相待，自是心中感激，两人结为知交。
郭靖初见黄蓉时，并不知道她不是一个“小子”。郭靖生性纯厚，再加上从来没有过比他弱小的朋友，所以，发自内心地愿意保护她，对黄蓉显得照顾有加。而黄蓉对于郭靖，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与父亲以外的男性接触。而且，她立即发现，这个男孩，与父亲大大的不同。父亲虽然很亲切，可以倚靠，可以撒娇，终究还少了点什么。但对着这个郭靖，却可以倾诉心声，可以作朋友作兄长，可以吵架斗嘴，也可以娇嗔依偎，她的少女情怀就这样渐渐苏醒。
他们两人一见倾心。黄蓉的高谈阔论，令郭靖这个傻小子大为折服，脸上尽是敬佩之情。这使黄蓉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成就，感到有人欣赏自己，越说越欢喜。而从不太会说话的郭靖，他竟然流畅地说起自己的往事，这在他，一生中恐怕就只有这一次，说得“滔滔不绝”。
异性之间，如果互相有向对方倾诉心事的冲动，那多半是喜欢上了。这当中没有理由，没有逻辑。你见了一个女孩或男孩，情不自禁地，就要表达自己，总觉得对方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是一个可以交心的人，这样的情景也许就叫一见钟情。
紧接着，郭靖赠金赠衣，黄蓉更是芳心大动。直至郭靖连自己所骑的宝马都送给了黄蓉，黄蓉就：“心中感激，难以自己，忽然伏在桌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
两人间的感情至此，已昭然若揭，只差最后的一层没有点破而已。等到黄蓉回复女儿形象，两人在湖中相会，所有的感情都混结为不可言说的男女之爱。金庸将这双小儿女的情状描写得十分简洁而又细腻：
黄蓉轻轻靠在他胸前。郭靖只觉一股甜香围住了他的身体，围住了湖水，围住了整个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还是黄蓉身上发出来的。两人握着手不再说话。
黄蓉低声说：“你再体惜我，我可要受不了啦。要是你遇上了危难，难道我独个儿能活着么？”
郭靖一闻此言，心中一震，不觉感激、爱慕、狂喜、自怜，诸般激情同时涌向心头。
自此以后，郭靖和黄蓉之间的感情，虽然好事多磨，经过了多少波折，但郭靖始终信守着他的诺言，“我不能没有她，蓉儿也不能没有我。”两人的命运性格都由于爱情而有所改变。
坚贞不移，善始善终，这对于现代社会中的男女，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那确实又是我们长久以来所崇尚的理想，所倾慕的典范。
还是曾昭旭，在谈完了郭靖的先天理性的可贵后，再谈到了郭黄之间的因缘。他将他们的“相合”，视作“感情的正格”。
郭靖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黄蓉则代表了活泼轻柔的生命之流。而如此一个灵慧的生命去和刚毅的郭靖相处，是怎样一种形态呢？我们可以看到，但凡在小事上，郭靖总是笨拙窘困。在生生灭灭，迁流不息的情形下随机应变，以呈露生命姿彩，这本是黄蓉的能耐和本色。但一旦临到大关节，便由郭靖作主，黄蓉从不敢以一言相劝。要知忠义诚信、道德理想这些属于价值层面的判断，原非无善无恶的生命所知，流畅自然的生命，在此时是要谦退守分的。
所以，一般读者总是将郭靖黄蓉的结合看成是完美的姻缘，符合人世间的道德律与审美观。
但正如有人总嫌郭靖愚笨一样，他们对黄蓉也不太“感冒”。倪匡认为“这样的女人，唯有郭靖这样的笨人，可以终生相对。”又有人说：“做了郭靖妻子后，竟然改变恁大，不仅少了千般玲珑、万般剔透，而且还变得自私自利。”
尤其是在对待杨过与小龙女的感情上，黄蓉做了“丑人”，更为不喜欢她的人所诟病。
但平心而论，若说到深入民心，在金庸笔下的“红粉佳人”之中，恐怕还得数黄蓉。
香港的项庄先生就曾为黄蓉挺身而出：
个人一直认为郭靖与黄蓉都是绝代之人，在金庸小说人物中空前绝后。郭靖之所以绝代，并非仅仅为他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的人在历史中了不起，在文学艺术中未必一定动人，更未必绝代。郭靖之绝在一个“真”字，怎么想就怎么做，在俗人眼中幼稚甚至若愚。故此巧如黄蓉，灵如杨过，逸如洪七公，强如成吉思汗，都向他说个服字。
黄蓉之所以绝代，同样在一个“真”字，不过她是巧而真，看来就处处用心机，处处占人上风。这样的女子并非不可为妻，而是只有像郭靖那样的人才可以娶之为妻，以大拙对大巧，拙而真就压倒了巧而真。
林燕妮小姐则指出倪匡们“太有现实生活代人之感”，才不喜欢黄蓉。她为黄蓉辩护：
我爱黄蓉，既因她巧，亦因她真，除了巧和真，她又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男人娶她为妻，包管一辈子不闷。小龙女虽好，不过言语单调，其闷无比，假使我是男人，我会远远地欣赏她，而不会娶她。到底，情深一片是什么东西呀？日日夜夜相对，也得有点生活情趣才成！像黄蓉，那便是多彩多姿，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她够聪明跟你一块儿去想；平日无事，她又不会让一天白白地过，逗逗你、撒撒娇、吃吃醋，玩玩煮饭仔，捏个靖哥哥捏个蓉儿，用一千种方法告诉你她爱你、在乎你。我说她才是标准的解语花。
情形似乎有点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许多男读者不喜欢她，纯以实际的生活经验为依据。其实，她是曹雪芹用力最多最深的人物。若从美学角度看，无疑是最成功的人物。她所包含的诗意，以及悲剧色彩，超过书中任何一个人。
黄蓉是金庸笔下唯一一个从少女写到中年的女性。从一个冰清玉洁，刁钻俏丽的女孩子，忽而成长为子女绕膝，已为人母的妇人。这期间的心理生理变化，是人生中常见的景观，让人感到青春的易逝，时光的锋利。
还有什么比一个大美人变成一位老妇人更让人伤感的呢？难怪有一名外国女星因为不愿观众看到她的老态，而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自杀了。
将这种成长的痕迹如实地、艺术地加以显现，对于作家的技巧显然是大大的挑战。
细细品味《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描写黄蓉的文字，可以说金庸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写出了一种人生的必然，写出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无法规避的东西。
她必须要告别无忧无虑、敢想敢为的年代，她必须要承担妻子、母亲的责任。正如书中说：“小龙女全心全意只深爱杨过，黄蓉的心却分作了两半：一半给了丈夫，一半给了儿女。”
在《神雕侠侣》中，黄蓉的母性和妻性都表现得毫无遮挡。对女儿的偏袒、保护，对丈夫的深情、顺从，唯独忘了自己的本性。她将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消溶在丈夫、孩子身上了。
所以，从对人物的刻画而言，黄蓉是金庸写得最成功的女性。一个女人所具有的女儿性和母性，差不多全都浓缩在这个形象中。至于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则是另一回事。
说到写少女，尤其是美女，金庸确实有他的绝招与“秘芨”。
金庸描述女性之美，有时很有现代意识，如黄蓉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但更多的还是与书中年代相符，颇具古典美，仿若一个个古典美女翩然向我们走来，美不胜收。
不妨看看曹雪芹是如何写林黛玉的。他写黛玉同时采用了三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出自贾府众人：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股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治之症。
黛玉的风韵神态，光彩照人，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其赢弱的身体素质，也一望而知。众人眼中的黛玉，确是这样一副模样，不多不少，几笔白描，很是简洁。
第二个角度，出自王熙凤：
这熙民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脂砚斋对这段描写的评语是：“写阿凤全部传神第一笔也。”王熙凤是贾府中著名的凤辣子，能干泼辣，本身也是美人一个。从她嘴里能说出“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这么高的评价，黛玉风姿可知。
第三个角度，出自宝玉：
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笑道：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贾宝玉是个重精神、轻物质的情种，他用心灵的慧眼来审视黛玉，看到的便全是内在美。心中一喜，便霎时引为知己。
金庸也从多个不同的叙述角度去刻划黄蓉的不同的层次和侧面，从总体轮廓，到外表特征，到精神实质，立体感非常鲜明。
相对来说，金庸写女子的美，多用侧面手法，但又不乏主观色凋，夹叙夹议，双管齐下。
这就很有《红楼梦》中细致笔调的遗风在了，金庸笔下的女性令人难忘，原因也在于此。 回顾所来径，
一切美好的都在烟云间。
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自孩童时起便与读者见面的。
这似乎是金庸的专利，三剑侠中，梁羽生和古龙都没有这种习惯。
梁羽生的主人公多为英姿勃发的青少年，一出场无论是武功和气派，都是傲视朋侪的，如张丹枫，如段克邪，如凌未风，如金世遗……
古龙的主人公更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我们只知道他们高高在上，却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大小，家居何方，师承何人。反正他们一出现就已名震江湖，万众瞩目，只有小鱼儿是个例外。
但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却得以参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常常在褪褓时期我们就已结识了他们。从十岁八岁到十七八岁阶段，金庸为他们花费的笔墨最多。
这群金庸笔下的宠儿，细数起来，当有郭靖、杨过、张无忌、胡斐、韦小宝、郭襄、张君宝、周芷若、殷离等等。
郭靖根本就是从一生下来就跟我们见面的。他的母亲李萍在战场上生下了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在大漠中熬了下来。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畜养牲口，又将羊毛纺条织毡，与牧人交换粮食。
忽忽数年，他已经六岁了。他母亲依着丈夫的遗言，给他取了郭靖这个名字。他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渐繁，生计也过得好些了，又都学会了蒙古话。
只是李萍看着儿子憨钝的样子，常常黯然神伤。
但这郭靖却是憨人有憨福，其种种遭遇，可以说是因拙而得福，因朴而得福，简直就是中国版本的“阿甘正传”。
江南七怪远赴大漠寻找他，并倾尽心力合力传授他武艺的缘分不消说了，他最大的福分，是认识了黄蓉。别看黄蓉出场时也仅是个初及笄的丫头，但她在书中的重要性，却是谁也比不上的。除了她的聪明机智，更主要的，是作品里的一些“大人物”，都与她有很深的关系，正是由于有她在，才有了这部小说的多姿多彩，热闹非凡。
东邪黄药师是她的父亲，南帝一灯大师段智兴是他的救命恩人，北丐洪七公是她的师父，西毒欧阳锋属意她当儿媳妇。除了中神通王重阳因在作品开始时就逝去多年，她无缘结识外，书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多少都与她有交情。
这么一个小女娃娃，对郭靖的帮助可就太大了。郭靖随洪七公学习阳刚威猛的降龙十八掌，一方面固然他的天份恰恰只能练这种简单而刚猛的武功，可谓是天生有缘而相得益彰，但若没有黄蓉的牵线，则郭靖又哪来这种缘份？
在第十二回《亢龙有悔》里，鬼灵精的黄蓉为郭靖演了一场好戏。
洪七公好吃，而黄蓉是此道高手，这一老一少在姜庙镇邂逅，黄蓉就凭一道名为“玉笛谁家听落花”的炙牛肉条，和一碗碧绿的清汤中浮着十数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泛出荷叶清香的“好逑汤”，诱得洪七公教会了郭靖“降龙十八掌”。三人从此订交，终演成师徒。
金庸很注意描写孩提时代的启蒙，那一段童稚无邪的阶段，无论在思想上，体能上皆是最可塑之时，浑如璞玉，纯净无式，可任人雕琢而成理想之模式。可以说，那是关键时刻，向好向恶，往往系之于此。
与郭靖的向好相似，杨康的向恶也是从小开始的，外在环境的影响人之一生，杨康的例子可作说明。
除童心外，金庸还擅写赤子之心。周伯通之成为“老顽童”，鹤发童颜，行事不知所谓，武功却登峰造极，一一都是拜赤子之心所赐。
由童心与赤子之心所引发出的故事，在金庸的笔下真是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金庸是借对童稚纯朴的无限憧憬，去抗拒、否定成人权术世界中的虚假、伪善与无趣无味吗？
看看金庸笔下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腥风血雨，惨烈非常，我们怎能不作如此想？
孩子的世界毕竟要干净得多。
丰子恺就曾经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看看我们周围的孩子吧，他们是那么的热衷于种种大人们觉得可笑和微不足道的游戏。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些游戏中，看似徒劳无功，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不觉其苦，混然忘却饥渴——这在他们看来，才是微不足道的。
试想想，他们为什么对游戏这么热衷？跟农夫的热衷于为收获而耕耘，木匠的热衷于为工钱而操斧，商人的热衷于为财物而买卖，政客的热衷于为权力而奔忙相比，他们的热衷是没有目的，没有所图，没有所为的。他们完全是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不计利害，不分你我。哪像那些大人们，不管进行什么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得益获利。
金庸把武林中人的卑鄙龌龊写得真是入木三分，无疑也是为了衬托出童真世界的可爱。
那时才六岁，郭靖就凭着一股孩子的天性，救了蒙古勇士哲别。他与哲别根本不认识，只不过见他在战阵中英勇异常，激发了幼小心灵中的一股纯良之气，便想办法去保护他，即使被术赤用马鞭抽得遍体鳞伤，痛彻心肺，宁死也不肯供出哲别的藏身之处。
只有心地纯真的孩子才那么容易不计后果地去保护别人罢？他甚至不问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后来，当桑昆的两头猎豹纵起要咬铁木真的小女儿华筝时，他不顾危险的“着地滚去，抱起了华筝”。事后铁木真问他怎么那么勇敢，他只说了一句：“豺子要吃人的。”
多么纯洁而高贵的赤子之心。
每一个孩子，在刚刚坠地的时候，对于世间是毫无成见的，及至稍长，宇宙万物在他们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会与狗为友，对猫说故事；他们会想着追星摘月，要唤回飞去的小鸟，要叫醒已死的小鸡。他们不知昼夜，不懂生死，不晓阶级，不问界限，却独有天地之灵气。
郭靖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大漠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无拘无束，虽然没有文化，缺少灵感，也不懂思辨，但他却有一颗健全而通透的心。那苍苍茫茫不分天地的环境，那辽阔豪迈无遮无盖的氛围，无疑加固了纯良的天性。他后来的大智、大勇、大圣、大贤，跟他在大漠里射雕的经历不无关系。正是他的出生地，教会了他正直勇敢，善良朴实。
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与生俱来的刚毅木讷纯厚忠诚的大侠性格真正是得自天然。
虽说郭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是从书中的第六回才真正开始的，相比之下，在大漠的经历及其“射雕”的壮举，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引子，因为即时的郭靖还没有真正独立地走入江湖，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英雄人生的经历。——但若没有在大漠生大漠长，在大漠有着哲别这样的老师，并在铁木真及其儿子们同射下一雕之后，他拉满弓弦，一下子就一箭双雕射下了两只，这部小说也许就不会叫《射雕英雄传》或《大漠英雄传》。
值得人深思的是，郭靖的憨厚、拙朴在金庸笔下是一以贯之的，这在金庸作品也算是一个例外了，因为金庸是一个求变之心很盛的作家。但写郭靖，是写他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性格，到底也是什么样的性格，纯是以外在世界走近将就他，而不是让他去俯就客观的世界，而且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最后竟然还成了当世第一大侠。金庸为什么对郭靖如此的一意孤行？
孟子说过：“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的“原我之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世间造作后的心。这是提醒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瑕，天真烂漫的真心，使他们成人之后，还是用这原来的心去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于盲从于人世的约定俗成，而被世间的罗网所羁绊。所以朱熹对此的注解是：
“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我们并不否认金庸是借郭靖这一典型，去完成他的一种心愿，去树立他的人格理想。
他是多么希望这尘世间都是这种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啊，他的“向佛”其实也是郭靖之后，他最后的坚守。
所以，郭靖是惟一的。
正如金庸也是惟一的一样。
但是，无论怎样说，这是金庸喜欢写儿童，写童心、写赤子之心的重要原因，但应该不是全部的因由。
我们不由得想起金庸写于五十年代的一篇散文。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起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五十年代，金庸才刚到而立之年吧？他已那么深情地想起他的故乡，他的童年。
回顾所来径。
江南不仅是金庸的出生地和创作的源泉——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是取材于自己从小听到的乾隆皇帝下河南的故事而写成的，而且还是他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寄托。这分对家乡缱绻眷恋的情感，这分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内化为一种创作的感情张力，外化为文艺创作的动力。
这样的事例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福克纳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开拓了属于全人类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哈代在他家乡英国的威塞克斯小镇，挖掘出带有十八世纪乡村文化色彩的“威塞克斯主题”。
萧红即使不能回归故土，心也永远朝向故乡。她在香港病逝前，完成了充满忧伤和温馨回忆的《呼兰河传》。
许多许多的作家都曾将其审美视野投向出生地，在那里打一口深井，挖掘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金庸也不例外，他写了那么多的孩子的故事，更是以童年作为昔时故园的一抹表征，而寄寓其怀旧乡思，让人感叹不已。
确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或者暂时离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继续、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甚至连一丝惆怅也不会感觉到。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
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东西，便永远不再回来，譬如我们的童年；有些地方，便长久难以回归，譬如我们的故乡。
要是我们明白那么多的成年人爱听《童年》这首歌，也许我们就会明白金庸为什么那么喜欢写孩子，写江南了。
郭靖当然不会问“太阳为什么总是下到山的那一边？”也没有人会告诉他“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顶多“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这么孤孤单单的童年。”
但金庸在江南过的却是幸福的童年——雄伟的海潮，茫茫苍苍；宽阔的田野，青青翠翠；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谁料在轻轻挥一挥衣袖之后，竟成了永不褪色的回忆。
他只能把他的童年情结，家国情思，在一本本的小说中汩汩流露出来。